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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旅最新娱乐体验_临汾著名名胜古迹(2024年11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毛坦厂SEO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1-28

临汾旅

「烽火问鼎计划」近日，第71集团军“临汾旅”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术演练拉开帷幕。（人民前线）

在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指挥的华北一兵团展现出了独特而卓越的战斗力。这一兵团几乎完全受命于中央军委和徐向前的指挥部，引发了外界对毛主席是否故意将指挥权完全授予徐向前的猜测。然而，事实远比这复杂。徐向前，1901年出生于山西贫穷农民家庭，自幼好学，18岁考入师范速成班。在校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开始传播革命理念，后被校方除名。他参加了北伐卫队，考入黄埔军校一期，从此开启了传奇的戎马生涯。从北伐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徐向前屡立战功，尤其在西路军的经历中，他虽未负主要责任，但一生对此深感自责。在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得到了一个人指挥一个内线战场的机会。他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素有“卧牛城”之称的临汾。面对城坚炮利且阎锡山经营了三十年之久的临汾城，徐向前展现了他高超的决策指挥能力。他采用“土攻”战术，指挥部队挖掘坑道，最终成功攻克临汾，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临汾战役的胜利让徐向前及23旅声名大噪，8纵23旅也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临汾旅”的荣誉称号。战后，留守部队被重新改编为“华北第一兵团”。此时，华北军区有两支大的部队，一支是聂帅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另一支则是徐向前领导的晋冀鲁豫留守部队。中央军委出于历史沿革、敌人不同以及徐向前高超的个人军政素质等多方面考虑，决定让两支部队分别指挥。徐向前在临汾战役后继续展现其卓越的指挥能力，随后的太原战役更是将他心思细腻、风格多变的特点展露无遗。在解放战争临近结束时，华北第一兵团已经成为了实打实的主力部队。徐向前晚年深受毛主席信任。他的一生充满了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高超能力，无论是“草地分兵”时的抉择还是西路军惨败后的愧疚，都印证了他的忠诚与担当。革命英雄徐向前，永垂不朽！

48年徐帅做主，诞生了“临汾旅”，中央却批复：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1967年，“临汾旅”第179师，驻地本在滁州，为何却移驻南京？

#热点引擎计划# 1985年的一天，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身体看上去好一些了。他提出，要到部队去看看，工作人员先为他安排了临汾旅。为什么要先安排这个部队呢？原来，早在1958年，许世友响应毛主席号召，下连当兵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就选择了在这里当兵蹲连，组织上给他安排在6连的7班。本来，许世友严格要求保密的，想用个化名，不想让连队知道他的身份。可是，当时他50多岁了，与全连官兵站在一起，年龄明显大一截。再说，他以前视察部队的时候，也来过这里，很多官兵也都认识他，再化名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因此，许世友到连队报到的时候，也没有瞒大家。他毕竟是军区的司令员，年龄也大了。因此，到了连队之后，班里一般重活累活，科目难一点的训练，都不给他安排。可这样一来，许世友不干了。他直接找到班长孙承士谈心。孙承士喊许世友为首长，可直接被许世友叫停了，对孙承仕说，他是来当兵的，不是来当首长的。从现在起，全班都管他叫老许就行了。他重点谈到不能让他搞特殊，连队干啥，他就要干啥，部队训练啥，他就训练啥，希望全班能够帮助他这个老兵，而不是考虑他是司令员而照顾他。后来，许世友又专门在班务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全班同志的一致支持。从此，老许就真正与班级融到一块了。而班长孙承仕，也与许世友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与许世友形影不离。令大家惊讶的是，别看许世友50多岁了，但许多训练课目，他依然不逊很多年轻的战士。比如游泳，他虽然游得不是很规范，但他可以连续游几千米不休息。为了提高游泳成绩，孙承仕班长便亲自给他纠正游泳动作，教他省力的方法。后来，许世友的游泳成绩提高很快，很多年轻战士都游不过他。还比如，连队组织长途行军，很多战士能奔袭50公里，许世友竟然也能跟得上，不掉队。原来，孙承仕班长在出发前，专门给他多垫了一副鞋垫，并一直陪他的身边。攀高训练的时候，他的动作非常利索，不比别的战士差，都是孙承仕在下面给他保护，确保他的安全。连队训练间隙休息的时候，孙承仕总会带头让许世友讲过去的战斗故事，这样的故事，许世友太多了，讲都讲不完。有些时候到了连队教育的时候，孙承仕还会推荐他给全连讲战斗故事。特别是站岗的时候，许世友晚上睡得很香，全班战友都不忍叫醒他，每次都是孙承仕替他站，搞得许世友醒来后，十分不高兴，但大家都是一笑而过了。可以说，许世友在7班的这段时间，与全班战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尤其是与孙承仕班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战友。许世友一直管孙承仕叫班长，孙承仕管他叫老许，没有一点距离感。一次爆破训练，由于爆破工具出现了故障，要不是孙承仕眼疾手快，腾的一下将许世友扑倒在身下，他们说不定会伤到什么程度。因此，许世友讲，孙承仕既是他的班长，又是他的救命恩人。许世友下连当兵结束以后，他还和孙承仕一直有联系。但后来，因为部队驻防频繁调整，许世友又到了广州军区，工作也是太忙，又遇上了动荡的年代，两个人的联系中断了。这一次，许世友再次来到了临汾旅他曾经下连当兵的老连队，又想了自己的班长孙承仕。便问连长，孙承仕现在哪里，那是他下连时的班长。可刚说完，许世友的眼泪流了出来。可能是越年龄大，越容易想过往的事情，情感也控制不住了吧。可是，这都快过去30年了，连队的人换了不知道多少茬了，甚至根本没人知道孙承仕这个人了。连队便表示，一定会尽快找到他，圆老首长一个心愿。许世友听后，非常高兴，在向连长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对连队提出了殷切希望。遗憾的是，还没等连队找到孙承仕，许世友便因病逝世了，而这也注定成为这传奇老将军，这一生的遗憾了。

1948年徐向前授予立功部队“临汾旅”称号，中央得知后：不许再有

60军军长韦杰中将，弥留之际遗言：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不公道，1987年2月3日，解放军开国中将韦杰病逝。这位原志愿军60军军长在弥留之际说：“我认为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80师失利，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在病逝前一年，韦杰中将刚刚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在这本《韦杰回忆录》中，韦杰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总结了关于60军180师失利的7点原因，其中“外部原因”占了5条，“自身原因”只占2条。这便是韦杰认为“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的原因。先说5个“客观原因”：第一，他认为第五次战役作战动机是好的，是想多消灭一些敌人，多占一些地区，以利于和谈。但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此战的战役目标和战役任务都超过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只看到了敌人表面上的败退，未能识破敌人避我锋芒，诱我深入的阴谋。口张得过大了，纵深拉长了，导致了兵力和火力的分散。第二，通讯联络没有保障，导致兵团和各军、各军与各师之间经常失去联系，很多重要的电报无法有效传达。战场上，情报的上传下达是无比重要的，这方面的不足对整个战役都起到了非常消极的作用。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军经常遭到空袭，但也有我军通信组织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各级指挥员对此不够重视，不善于多种通信手段并用。第三，后勤保障能力差。在此次战役中，我军突出太原，远离后方，导致我军在后勤补给、伤员运送等方面都非常困难。当时我军只能保持7天的作战能力，七天结束后，我们的战士只能吃野菜、野草，有的战士是被饿死和毒死的。敌人对这个情况摸得很透，先是采取战术性后退，等到我方粮弹耗尽，他们再反扑。“这个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第四，兵力部署分散，各作战单位几乎都没有预备队。战斗打响后，我军的进攻没有形成重点和拳头，而是一线平推，这样的结果就是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法补充，敌人一旦反扑，我军就转入被动。由于部队铺得太开，彼此之间无法互相支援。180师的失利，和缺乏友邻联系有着很大的关系。第五，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韦杰认为，第五次战役在组织指挥上存在问题，当时我们没有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彼此只能各自为战，无法形成有效的协同。在大兵团作战中，友邻协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韦杰指出：在180师遭遇敌人进攻的时候，友邻部队事先未及时通报，突然向后撤去，使得180师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大不利局面。再说2个“主观原因”：第六，我军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装备的敌人，阻击阵地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而180师由于缺乏经验，在此战中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选择了在北汉江以南背水拒敌，在地形选择上非常不利，而且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要塞、制高点，使得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第七，韦杰认为：“180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这也是180师失利的一个原因。韦杰写道：该师“主要负责干部政治上动摇，惊慌失措，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未能果断地、沉着地指挥部队，因而使全师遭到重大损失。” 韦杰同时指出：“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表现出了奋战到底，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以上就是韦杰将军晚年对180师失利的深刻反思。在他和其他几位指挥官看来，180师的失利，主要是外部原因，但其自身的原因也是存在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180师的失利是无法避免的，但如果180师能避免一些错误，这个损失是可以尽量减少的。战役结束后，180师师长郑其贵被撤销职务，后被降职为第三兵团军务处副处长，1952年评级时，他被降两级评委准师级。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180师副师长段龙章，同样被免去副师长职务，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 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成功地带着师机关的勤杂、后勤及伤员共1000多人撤退，安全回到了大部队。他因此成了180师唯一一位没有受到处分的师级干部。后来志愿军司令部决定重建180师，王振邦担任了副师长，并在夏季反攻和金城战役中取得胜利，为180师洗刷前耻。 180师的三个团长，两人成功突围，一人在突围中牺牲。其中，539团政委韩启明在突围过程中身负重伤，为了不连累战友，他悲壮地选择了拔枪自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180师主要负责干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在政治上发生了动摇，即韦杰所说的“惊慌失措，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二是他们在军事上犯了错误，在180师被围困之后，他们下令部队分散分散突围，如果集中突围，损失应该是可以减少的。比如当时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就批评说：“谁叫你们搞分散突围，把一个师让敌人给消灭了，是罪人！郑其贵（注：180师师长），我要点你的名，你提出和决定分散突围的错误的。” 或者干脆有人就认为，180师的负责干部正是因为政治上发生了动摇，右倾怕死，这才导致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即“军事指挥不是主要原因，政治上动摇是基本原因。只要我们政治上顽强，不但完全可以出来，打得好还会取得胜利。” 显然，这种批评无论对180师的负责干部还是全体指战员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评价。当时带着突击队杀出重围的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180师当时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动摇，在军事指挥上也不能说犯了致命的错误。胡景义说：“实际上，在28日拂晓前，集中突围的条件就没有了。27日夜，在敌人坦克、炮群、飞机的袭击下，我们的部队就是去了掌握。当时各机关实际已经处于分散无法指挥的状态，成了敌人炮击的目标。更主要的原因是饥饿，战士们走不动路，敌情和道路都不明，又没有部队接应，集中突围是无法做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其贵师长才决定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争取减少损失，摆脱被动，最大地保存现有力量。我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当时条件下的正确决策。” 即使在军事指挥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胡景义也坚决反对把这个问题的原因说成是“政治问题”，说成是因为政治上的软弱导致了军事上的失利，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军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在志愿军中，180师并不是一支头等主力部队。在志愿军60军，179师和180师，有“临汾旅”和“皮定均旅”这样的明星部队，而他们只是一支在抗战后组建，47年才编入野战军序列的部队，在这支部队中，新战士、学生兵和起义人员超过了半数。从3月17日跨过鸭绿江，到5月28日在鹰峰被打散，整整73天。在突围中拼杀了10天并断粮3天，他们在能脱险的情况下，为了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移，付出了惨烈沉重的代价。180师始终无愧于他们军人的荣誉。壮哉，悲哉！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至少，不应该污蔑他们。#动态连更挑战#

1948年，徐向前作主发荣誉称号，中央知道后急忙制止：不许再有

徐帅在山西期间，曾发生过一件小事，两辆缴获的小汽车触雷意外炸毁。战争年代炸毁东西太常见，华东野战军的指挥部被国军飞机炸过，中央机关在城南庄也被突袭过。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但这件小事却在一兵团乃至中央，都令人侧目，甚至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的反应也是耐人寻味。一、小汽车为何炸毁两辆小汽车被炸毁一事，在官方出版的《徐向前传》和《徐向前元帅回忆录》等书籍中未见提及，而是一本十八兵团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英名千古—第十八兵团英烈志》。这本书很有意思，涉及很多徐帅的故事，先不展开说，下文有专门提及。谁提到的呢？王诚汉上将（军科政委退休）、郭林祥上将（军委纪委书记、总政副主任退休）联名撰写的《缅怀徐帅学习徐帅》一文，提到此事。那是1948年5月底，临汾战役刚刚胜利结束，我军开入临汾城中。八纵有一位侦察科长，发现缴获物资中有两辆罕见的小轿车。这位侦察科长就叫人一起开出去，到城外转转，享受一下乘坐高档轿车的感觉。不料意外撞上地雷，两辆小轿车都炸毁了。徐帅闻知雷霆震怒，下令把这个违反城市纪律的侦察科长关禁闭。八纵首长们得知都有点怕，徐帅很少有震怒的时候，突然发这么大火，这个科长怕是要不妙。为啥呀？城市纪律是中央军委专门强调的，徐帅打下临汾之前也反复强调，破城后一定要保护好人民财产，依律管理缴获物资。这是政治高压线，触犯了要顶格处理，枪毙都有可能。更敏感的是，这两辆小轿车，徐帅很珍视，原本要作为战利品送给中央交毛主席等领导人使用的。那时各大野战军都有这传统，并不嫌战利品不吉利什么的，孟良崮战役缴获的张灵甫使用过的便携式野战桌和他的座车，前者送交朱老总使用，后者华野司令部留用。何况临汾这两辆车都是完好状态呢。徐帅的心情可以理解，各大战略区都这么做，山西部队好歹也有了这样的机会，既是对中央的敬意，也是展现山西部队战果的大好机会嘛。结果让这位侦察科长搅和了，换谁谁也怒。八纵首长想去求求情，但不敢。之前刚有一位副职领导，因为作战问题被徐向前当众批评，弄得他下不来台。徐帅虽说性格比较和善，但大军之帅不怒而威，谁敢去触这个霉头求情。后来徐帅终究没有下令严办，怒气并未持续多久，那位侦察科长关了几天吓唬了一下，也就放了。不过这件小事的影响却并未到此为止，很快传到中央。引起很多人议论，大家对徐帅这种谦逊、尊重中央的态度赞不绝口。尤其是毛主席，甚至因为这件小事，和其他一些事情，改变了一项重大决策。二、不忍叫徐帅回去养病徐帅1947年夏到晋冀鲁豫担任副司令员，病还没有完全好。打完运城打临汾，上来就高强度。因为徐帅手头没有像样的指挥机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只有两个人可用，一个是参谋处长梁军，一个是宣传部长任白戈。其余都是生瓜蛋子，没什么指挥经验。大兵团作战不是游击战，不专靠指挥员个人的才能，需要有成熟和强有力的指挥团队来辅助决策、分工作业，这是必不可少的。重担就要转移到徐帅身上，他不仅从战略战役层面筹划指挥，还要时时指导指挥机关怎样适应大规模作战，怎样提高指挥技能。《徐向前传》提到一个细节，侦察人员获得一个情报，说临汾城内国军胡宗南部一个七排长殴打阎锡山军一名士兵，引发胡阎两方士兵械斗。徐向前一眼就看出来情报不靠谱，一般来说，军中编制可能存在七连、七班，但排从来不会有七个。一核实情报，果然是听错了，不是七排长而是齐排长。指挥团队素质之差可见一斑。徐帅不得不亲自上手教，他的身体本就没恢复好，高强度劳累诱使旧病复发。王诚汉回忆说，徐帅当时有好几种病，最严重的是肋膜炎，刚到晋南见到徐向前时，发现他腰上勒着一条很宽的布带子。因为当时徐向前肋膜炎造成的胸膜积水，没有缓解，只能用带子勒着以暂时控制病痛。就这样的身体还在勉力支撑，徐向前太珍惜这个机会了。自从1940年从抗战一线回到后方，再也没有指挥大部队打过仗，山西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打临汾的72个日夜，他很少睡过踏实觉。部队一边打一边学习攻坚，没有经验。24旅旅长王墉阵前被敌军射中牺牲，徐向前肉疼的亲自起草命令要求各级指挥员，一定不能再做无谓的前出冒险。打临汾第一阶段作战，攻不动，徐向前一度亲自召集一个突击营的营连排班各级指挥骨干开会。身体健全的好人，能不能支撑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都难说，何况徐向前是病体未痊之人。这种情况中央也掌握，一再电令徐向前可到后方休养看病，徐向前都婉拒了。到了晋中战役，战争模式又发生新的变化，部队从攻坚转入高机动作战，典型的运动作战，论敌人的强硬程度可能不及东北和华东，但论战场形势之复杂、创造围歼敌人机会难度之大、兵力对比之众寡，笔者以为只有莱芜战役堪与其比，其他再无一场战役有这样精巧复杂的程度。背后的代价呢？一方面是一兵团将士们齐心用命拼死搏杀，另一方面就是徐帅不惜透支身体的一线指挥。仍据《英名千古》一书的回忆，徐向前在晋中战役时，指挥部一度开设到火线200米。一发冷炮就能端掉！重机枪就能覆盖。为啥这么冒险，不放心啊！六万打十万，还要把人家包围住吃掉，小猫活捉大耗子，谁见过这么不讲理的打法。毛主席明白，徐帅这样拼命，同时又对中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恭敬与示好，不单单在于牺牲奉献精神，而是太重视这个机会，不想失去。一个兵家圣手，有仗不让他打，等于要了他的命。所以，小汽车被炸毁事件，徐向前把意思传递上去了，毛主席也懂了。 1948年9月徐向前去中央开会，简单看了看病，没有留下治病，尽管中央给他派了一位能力也是一流的助手周士第，他还是要强地回到太原前线。万幸徐帅得的不是太严重的病，撑一撑能过去，好歹给我们留下一位冠绝古今的兵家圣手。三、超强凝聚力徐帅指挥进攻太原期间，病又进一步加剧了，虽然有时也能到警卫营开垦的小菜园子里活动活动，但总体比较虚弱。毛主席体谅徐帅的心情，又是理解又是心疼，再也不忍叫他回后方养病。彭总到中央开完会到太原替徐帅指挥，主要考虑也不是因为徐帅不能履行指挥职责了，而是考虑到后续解放大西北的全盘任务，让彭总提前统领华北部队，以尽快将帅相和，克济大功。当时彭总虽然已接替指挥，但发布各类命令，仍然用的徐帅的名号。这一方面是稳定军心，另一方面也是照顾徐帅的情面，让他有始有终地完成指挥太原的战斗。毕竟解放太原的大功，在彭总来太原前线之前已经完成大半了，太原城的防守工事已基本摸清，剩下就是怎么时间问题。下面我们就借着前面提到《英名千古-十八兵团英烈志》这本书，说一说徐帅超强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这本书起始于1990年徐帅去世，出版于1994年。主题是纪念徐向前元帅，附带纪念一下王新亭等去世的兵团领导人。撰写文章的不是红四方面军旧将，而是华北十八兵团的将领们。个中原因，估计大家都猜得到。当时对各位去世老帅的回忆，都以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为单位进行，红一红二六和红四都没有类似的举动，所以对徐帅的纪念不宜以红四方面军的名义。再者说了，当年红四方面旧将们都已分散到各大野战军，像郭天民在二野，许世友在华东，郑维山在华北，他们的身份有重叠。十八兵团旧将们集中悼念回忆徐帅，就比较自然合理。但也没做的太高调，这本书没有在解放军出版社或军事科学院出版社发行，而是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也亏了这个不是很官方的出版方式，十八兵团旧将们能说一些不太官方、包含细节的话，两辆小汽车的小事才能保存下来。这本书里，十八兵团将领们对徐帅透露出十分强烈的敬服、崇拜、感动之意，这是诸多老帅纪念书籍中比较少见的。为什么徐帅在山西短短一年半时间，就对十八兵团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呢？笔者试分析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徐帅的个人品德。谦虚低调，不整人，不耍官脾气，对部下一视同仁，不搞亲亲疏疏。八纵司令员王新亭是红四方面军的旧将，十五纵司令员刘忠与徐帅没有什么渊源，但在徐帅那里一视同仁，都给机会给平台。刘忠如果跟着陈赓南下，以四纵参谋长的身份，成就固然至少是少将，但能不能当上纵队司令员进而获取中将尚在两说。二是徐帅对部下的关心。这本回忆录里不止一个人提到过，徐帅作战中反复强调，一定要爱惜战士的生命，不要用潦草轻率不成熟的指挥，说战士们轻易地用生命去瞎冲浪打，一定要尽量在指挥和组织层面下功夫，减少战士无谓的伤亡。王诚汉回忆时记录了徐帅的原话：“一个人长大成为一个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去爆破，不组织火力掩护，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不要说十八兵团的将士，就是我们现在听来，仍然振聋发聩。有多少领导过于强调什么大格局大视野，忽略底层的生命和幸福，那不叫大格局，那叫屠夫。只看徐帅一个人的表现看不出来，对比着看看其他将帅的指挥，就能感觉出这意味着什么。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各大野战军的敌我伤亡比，很能说明问题。这一点徐帅和刘帅相似，都有一颗仁者之心。军事家有此，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1980年徐帅听说“临汾旅”的老旅长黄定基的坟墓被人破坏，老人家八十之年（虚岁）早已万物不萦于怀，闻此消息竟然气愤莫名，直接打电话到成都军区，要求军区与地方政方限期修复，重刻碑文。为什么对一个旅长这么重视？当年黄定基打临汾立了大功，但黄旅长天年不幸，1951年就因为肝病发作而去世，年仅38岁，都没有等到授衔那一天，徐帅爱兵如子，对黄定基怀有很深的感情。三是徐帅对山西部队的挽救之功。如果不是徐帅到山西主持大局，晋冀鲁豫留守部队会有多大发展？从常理推断，大概率只能维持八纵一个纵队的编制，大量军区二线部队会被分散编入晋绥或者华北军区，成为别区的后备部队。八纵的命运，或许是像十纵、十二纵一样就地转为军区，过早地失去正式成为军的机会，或许融入华北军区，成为排名非常靠后的一般部队。一支部队的命运，依靠且只能依靠战斗力。没有徐帅化腐朽为神奇地抓出来四个纵队（八、十三、十四、十五），没有徐帅指挥打出出神入化的临汾和晋中战役，军史上哪会有山西留守部队的地位？《英名千古》里有一篇文章题目起的好：太行人民司令徐帅。能够配得上这句的元帅，怎能不让十八兵团将士们永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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