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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裕昆最新娱乐体验_潘甜(2024年12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毛坦厂SEO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2-01

潘裕昆

1948 年 10 月 27 日，国民党少将戴海容带着一千多两黄金乘飞机逃离沈阳。飞机在北平降落后，执勤宪兵敲竹杠，戴海容无奈交出部分黄金才被放行。为啥戴海容轻易被几个宪兵拿捏呢？因为他是从东北战场逃出来的，宪兵看出来后趁机勒索，他只能忍气吞声。五天前，廖耀湘命令 71 军向黑山、大虎山攻击。71 军曾是蒋军精锐，但在东北战场屡吃败仗，到辽沈战役前夕沦为三流部队。71 军主要军官都是“黄埔系”，和廖耀湘关系不睦。比如原 88 师师长胡家骥就和廖耀湘拍桌子对骂，后来师长换了人也没好结果。廖耀湘还状告过 71 军的人。 1948 年 10 月初，为救锦州，老蒋组建“西进兵团”，71 军在其中。52 军军长刘玉章觉得西进是死路，走关系去攻占营口了。廖耀湘犹豫不决，71 军战斗力又不行，打黑山没进展。廖耀湘大怒，要抓戴海容，戴海容在向凤武庇护下逃跑。后来戴海容去北平还被宪兵敲竹杠，最后去投奔陈明仁，又被撤职，去了香港。 91 师官兵见师长跑了，士气大减。廖耀湘增调部队，让李涛当总指挥，还让潘裕昆节制 71 军。向凤武倒看得开。25 日，廖耀湘又进攻黑山，没成功后想后撤。但各军拖拖拉拉没按要求撤退。26 日凌晨，解放军展开突击。26 日夜，廖耀湘下令撤回沈阳但已晚了。27 日，西进兵团土崩瓦解，杜聿明哀叹廖耀湘兵团完了。

“俗人读史”之：新1军占领彰武之后的怪象新1军是机械化部队，由于在此前的战斗中吃过没有燃料的亏，于是在西进援锦时，特别关注汽油问题。军长潘裕昆专意从联勤部门特批了三百余桶汽油，运送到前方，交各部队专人管理，所有汽油桶上都贴有封条，严格限制消耗。战斗刚刚开始时，觉得一切都很正常。而占领彰武之后，打下了解放军的储备仓库，又抢劫了各个粮栈、商店的大批粮食及其他物资，一时之间，“生意”便火爆起来，各类车辆满载着粮食和其他物资，经新民运往沈阳进行交易，一些主官及军需、副官们大大地发了一回洋财。沈阳来的投机商人，更是把物资收购点设到了新民前线，收购粮食和其他物资。他们发了财，可汽油却用得差不多了，而且用来承载、运输汽油的汽车，也被他们用来“走私”去了，汽油桶就被卸下来，在新立屯随便找个地方存放起来，等到他们向黑山方向转移时，解放军追击甚急，这些汽油便丢失殆尽了，他们的车辆，甚至是战车，跑到半道趴窝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 #动态连更挑战#

1951年，逃到香港的原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在商人袁德泉许诺高回报的诱惑下，将二十万美元的积蓄全部投入。不想袁德泉的公司宣告破产，潘裕昆落了个倾家荡产。 1948年11月28日，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余万人在辽西覆灭，包括廖耀湘在内的主要将领大部被俘。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六军军长龙天武化装后逃回沈阳。潘裕昆、龙天武跑回沈阳的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来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离开。卫立煌为人仗义，走的时候冒着超载坠机的风险，将“剿总”的亲信都带走了，潘裕昆、龙天武也跟着搭乘离开。新一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成了光杆军长的潘裕昆，担心受到老蒋追责，在将房产、田地等不动产全部变卖后，带着家人去了香港。到香港后，潘裕昆将携带的黄金兑换成美元，加之本身携带的美元，总数达二十万，可见他这些年敛取了不少钱财。潘裕昆将美元存放在香港一家银行后，准备常住下来当个寓公。 1951年，在“复兴银行”经理袁德泉许诺年息百分之十二的诱惑下，潘裕昆将钱转存了过去。潘裕昆想不到的是，这个“复兴银行”是个空架子，袁德泉随时准备跑路。“复兴银行”原是湖南老牌军阀刘建绪占最大股份的一家银行，湖南解放后，刘建绪跑到香港，强迫香港的“复兴银行”经理江国章将银行变卖。 “复兴银行”在香港的本来只是一个办事处，后来刘建绪走了港英当局的关系，弄了一个“香港复兴银行”的牌照，说是银行其实并无多少业务，入不敷出。一个叫袁德泉的投机商人，在和刘建绪、江国章讨价还价后，以16万港币的价格成交。刘建绪拿了钱后，和几个在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相约去了巴西，此后一直常住在那里，直至病死。袁德泉有了“复兴银行”这个牌照后，以“高利息”四处招揽存款。担心坐吃山空的潘裕昆，被袁德泉说动，将二十万美元的家当全部存到了“复兴银行”。一年后，到了付利息的时候，潘裕昆去找袁德泉，袁德泉说：“你暂时又不需要钱，我多给你点的利息，折算成二十五万美元，再存一年。” 潘裕昆一听，一年时间二十万美元就变成了二十五万美元，实在是不错，便很痛快的答应了。不曾想，几个月后，袁德泉的“复兴银行”宣布破产，关门大吉，潘裕昆存的钱打了水漂，一分钱都没得到。哑巴吃黄莲的潘裕昆，至此以后意志消沉，整日深居简出，过着平淡的生活。相比潘裕昆，当过二十六军军长的余程万，因善于理财，日子过得很不错。1949年12月，卢汉在发起云南起义时，以开会的名义将李弥、余程万等蒋系军政人员扣押。后因第八军、二十六军攻打昆明甚急，卢汉将李弥、余程万释放。余程万回去后，有率部起义的打算，但在顽固军官的抵制下，差点引起哗变，不得不作罢。保密局派到二十六军的特务，将余程万的异动密报告知特务头子毛人凤，毛人凤又转报老蒋。老蒋大为震怒，在召集“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李弥、余程万到台北问话时，将余程万臭骂一通。余程万感到不对劲，见完老蒋后，找了个借口跑去了香港。余程万是广东人，他早在三年前就把家人安顿去了香港，并在那里置办了产业。到香港后，有生意头脑的余程万开办了米店、杂货店，并和几个原国民党将领合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当铺，店铺的生意都很不错，后来余程万还买了块地，办了个农场。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大都是坐吃山空，像余程万这样转行成功的，是极少见的。到香港后顺风顺水的余程万，却在几年后引来了杀身之祸。 1955年7月，原青年军209师师长戴坚从美国来到香港，邀请关系不错的余程万吃饭，席间，戴坚认为台湾派到香港的特务活动猖獗，建议余程万去美国开办公司，有机会将家人也一并带去。余程万听后很感兴趣，和戴坚约定二个月后一同去美国，并答应可以先期拿出几万美元，入股戴坚在美国的公司。不料，就在一个多月后，余程万却被劫匪枪杀了。8月27日夜，几个劫匪潜入与余程万家中，将余程万的二夫人吴冰及仆人绑缚。外出有应酬的余程万回来后，也被劫匪制服。余家闹出的动静，惊动了邻居。邻居报警后，警察赶来将余家包围。劫匪往出冲的时候，将被绑的余程万抵在前面，在随后的警、匪枪战中，余程万中弹而死。一名劫匪被打死，其余走脱。事后，警方宣称余程万是被劫匪打死。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余程万的几个旧部，在看老军长的尸体时，吃惊的发现腹部、胸口有十几个枪眼，警方又没有装备冲锋枪，普通劫匪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火力。几个劫匪在大批警察重重包围之下，在只损失一人的情况下，其余人都逃脱，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余程万之死，说法不一，有说黑帮头子看上他的漂亮妻子吴冰，有说余程万出手阔绰，不藏富，引起了歹人的觊觎云云。不过，余程万的旧部普遍持一个观点，即行凶者极大可能是台湾派来的杀手，以抢劫之名，对余程万实施暗杀。余程万死后，其家人不善经营，家道很快中落。昔日常德保卫战的守将，落得这样结局，让人不胜唏嘘。#历史#

「历史超话」抗战胜利后，新一军4万多人马辎重，借道香港，在美国军舰的护送下，开向东北。部队首先在秦皇岛登陆，然后乘火车到锦州一带集结，途中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袭击，伤亡颇重。此时，孙立人正出国考察，尚未回国，全军由副军长贾幼慧率领，辗转迂回到沈阳外围。在四平街，新一军同东北民主联军激战一个月，付出惨痛代价，却没能攻下一个小小的四平街。老蒋对战况非常不满，严令孙立人回国，赶赴东北前线，指挥新一军作战。孙立人赶到东北后，恰逢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因此孙立人捡了大便宜，率领新一军一举攻下吉林、长春、德惠，陈兵松花江畔。孙立人既非黄埔系，又非陆大出身，在国民党军队中自成一系，且一向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仗着美国人撑腰，有时甚至连老蒋也不放在眼里。初到东北，又镀一层金身后，孙立人更觉傲慢有了资本。恰在这时，云南龙云的60军184师在东北起义，这一变故让老蒋愈加感到非嫡系将领的不可靠。为了压制孙立人，削夺其兵权，随后老蒋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提升孙立人为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接着又任为东北九省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把他调离长春到沈阳与杜聿明共事。而他的新一军，则交给了黄埔出身的50师师长潘裕昆。对此，孙立人虽然满腹怨恨，却又无可奈何，不久便因郁郁不得志，只身南下了。南下之后，孙立人依旧深处被排挤的困境。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老蒋依从美国人的授意，任命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在美国顾问的直接控制下，开始在台湾训练新兵。其后，老蒋又任命心腹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除为了部署最后的逃亡落脚点之外，也有牵制孙立人的用意。陈诚领会老蒋意图，赴台之后，即暗中策划孙立人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并入军校中，陈系的林蔚、郭帏、罗卓英等企图将孙的练兵权转到罗卓英手里，但没有成功。 1949年9月，老蒋为了取得美国的积极援助，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随后提拔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但是在陈诚的控制之下，孙立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在长官公署成立不久的某次会议上，孙立人就曾公开抱怨：他虽为台湾防卫总司令，但军队的调出调入他一点都不清楚，调换一个军长，他连一个通知都没有接到。更恶劣的是，陈诚曾公然指使其嫡系的第6军，用“升官”的办法拉拢孙立人80军的官兵，当时，第6军开出的价码是，80军一个老兵到第6军可升班长，班长可升排长。老蒋对孙立人的利用，既势利又虚伪。老蒋在台湾复位之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又升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表面上向美国做出姿态，得以争取美援，实际上则以陈诚系的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用以牵制孙立人。据有关史料披露，孙立人知道实权操在“参谋总长”手中，不愿就任，要陈诚答应他两个条件：第一、仍任“台湾防卫总司令”；第二、仍兼任陆军军官训练责任。陈诚假意同意了孙立人的条件，但孙立人仍然没有人事权和指挥权，后来连训练权的大部分也被陈诚相继夺去。为此，孙立人曾在何应钦面前哭诉：台湾完了！可即便如此，黄埔系将领仍然视孙立人为眼中钉。 1950年黄杰从越南逃到台湾，和陈诚系的黄埔军人罗奇等人叙餐时，大家公开叫嚣：“陆军让孙立人干，难道我们黄埔就无人吗？” 吴国桢听说黄埔军人要夺取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位置，站出来为孙立人说了一句，“要顾及美国人的印象”，黄埔军人才暂作罢。现如今，很多人视孙立人为悲情英雄。其实，这是孙立人的宿命。当初，若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他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带兵的机会；但因为出身，即便后来他与盟军并肩作战，大放异彩，可是在老蒋眼中，他终究还是异己，只能利用，不能信用。更直白地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孙立人最好的结局，就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实际上，他的结局比这个更坏，被老蒋幽禁几十年，成为张汉卿第二。包括揭过老蒋底的江南，在《蒋经国传》中也说，孙立人最后四面楚歌，惨遭幽禁，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性格上有缺陷。据一位跟过孙立人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人可以合得来。另外，孙立人在政治智慧上也不行，他是典型的军人做派，玩政治，既不屑更外行。 1950年代，除了“挟洋自重”，孙立人还犯过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以蒋经国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抑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这中间有个轶事，流传很广。 1950年12月，孙立人搞了个“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在致辞中，孙立人公开向蒋经国开炮：“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1954年6月，孙立人被免去“陆军总司令”时，又一次开炮：“现在台湾是奴才统治人才。” 这话，听着都让人担忧。所以后来冒出了莫须有的兵变案。怀化ⷦ𞳦𕷦𞜥𚭀

1950年，逃到香港的国民党中将张际鹏花光积蓄后，想去台湾却遭到拒绝，穷困潦倒之下，他只得写信向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求助。张际鹏是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1949年初，张际鹏调任陈明仁的第一兵团的14军任军长，陈明仁正在策划起义，对张际鹏不大放心，不久后推荐他担任兵团副司令官，14军军长改由所信任的傅正模担任。程潜、陈明仁发起湖南起义时，张际鹏的名字虽也在起义将领之列，但他并不积极，寻了个机会带着家人去了香港。解放战争中，张际鹏大部分时间担任的都是军官总队中将副队长、战地视察组组长等差事，当军长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因此在去香港时，卷带的钱并不多。到香港后，张际鹏整日和人打牌，输多赢少，加之又无其他收入来源，很快就把钱花光了。为了节省开支，张际鹏不得不带着家人租住元朗的乡下，靠着大女婿接济度日（张际鹏的大女婿，是香港的一个写小说的作家）。张际鹏想去台湾，多次去信乞求，蒋介石认为张际鹏在湖南起义中，既知情不报，又署名于通电，深为恼恨，下令不许他和家人到台。无奈之下，张际鹏只能转而求助湖南老乡、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袁守谦在蒋军黄埔一期生中，属于知名度一般地位却极高的一人。老蒋在败逃台湾前，他手下的黄埔一期生，军衔上限是中将，即便是被称为“天子第一门生”的胡宗南，别看挂的是三颗星，军衔实际是“中将加上将衔”。老蒋逃台后，袁守谦成为蒋军黄埔生中，第一个晋升二级上将的，就此可以看出，他受老蒋的信任程度。袁守谦收到张际鹏的信后，回信说老蒋正在气头上，暂时不便求情，但此事会记在心中。张际鹏抓住袁守谦这根救命稻草后，每过一段时间就去信哀求。直到1955年，在袁守谦的求情下，老蒋这才松口，允许张际鹏带着家人到台湾。到台后，在袁守谦的斡旋下，张际鹏以“退役少将”的身份领取薪水，此后平淡的度过了后半生。相比张际鹏，同为黄埔一期生的何绍周，宁可留在香港也不愿去台湾。何绍周不去台湾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是国民党大员何应钦的侄子，有了这层关系，他尽管能力平平，但担任的都是军长、省警备司令、省保安司令、绥靖主任、兵团司令官之类的要职。因职务的便利，何绍周敛取了不少的钱财，并将其大部带去了香港，不像张际鹏那么窘迫。二是，老蒋对何绍周这个学生很不满意。淞沪会战中，何绍周是税警总团的少将支队长，因临战慌乱、指挥失当，引起老蒋震怒，只是碍于何应钦的面子，只将他撤职而未查办。1944年，远征军反攻滇西时，何绍周任军长的第八军，在攻打松山、芒市、畹町等地时，副军长李弥的表现及发挥的作用明显更强，老蒋了解相关情况后，对何绍周的指挥能力很是质疑。国民党逃台后，何应钦靠边站了，自知不被老蒋待见的何绍周，自然对去台湾的积极性不高。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何绍周担心去台湾后，被老蒋追究“临阵逃脱”的罪名。1949年6月，何绍周担任重建的十九兵团司令官，并兼任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由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兼任）。解放军进入贵州后，谷正伦不愿担上糜烂地方的骂名，主动撤离贵阳，并将和他有怨、骄横跋扈的89军军长刘伯龙诱到晴隆枪杀。杀了刘伯龙后，谷正伦也不去再管省府、绥署的事务，逃到昆明后乘飞机去香港躲避风头了。何绍周见谷正伦跑了，也无心指挥部队，他叫来副司令官王伯勋说："我有要事需去重庆，兵团部有三百两黄金都留下了。我走后，十九兵团全由你负责。" 何绍周说有事去重庆，只是哄骗王伯勋的话，兵团部也不可能剩下这点黄金。何绍周带着一个警卫排，押送着几大车的财物前往重庆。到重庆后，何绍周包租飞机，带着家人及财物去了香港。王伯勋在何绍周逃离后，继任兵团司令官，一个多月后率部起义。刘伯龙是老蒋派到贵州专门监视谷正伦、何绍周等贵州籍大员动向的，刘伯龙被谷正伦枪杀，何绍周又抛弃部队。老蒋大为光火，扬言说要把在香港的谷正伦。何绍周抓回台湾查办。如此一来，何绍周肯定是打死都不会去台湾的，在香港买了大宅子，当起了寓公。香港有个叫袁德泉的投机商人，在花十六万港币买了一个空壳的“复兴银行”牌照后，四处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揽存款。在香港的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被高利息所吸引，将钱存入“复兴银行”。比如，原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将全部积蓄二十万美元都存入，“青马”二号人物马步青存了十万美元，何绍周也存了十万港币。不到两年，“复兴银行”宣告破产，储户的钱都打了水漂。受害最大的，是潘裕昆这种把全部家当都投入的。损失十万港币，对何绍周而言，倒是未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但他在随后的几年中，多次投资失败，加之又赌博的恶习，将家产亏掉了大半。 1955年8月，在香港经商的原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被劫匪枪杀，此事让何绍周深受刺激，决定远离香港，另谋去处。何绍周先是去了巴西，办了一个橡胶园，惨淡经营数年后，带着家人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后半生。#历史#

1951年，逃到香港的原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在商人袁德泉许诺高回报的诱惑下，将二十万美元的积蓄全部投入。不想袁德泉的公司宣告破产，潘裕昆落了个倾家荡产。 1948年11月28日，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余万人在辽西覆灭，包括廖耀湘在内的主要将领大部被俘。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六军军长龙天武化装后逃回沈阳。潘裕昆、龙天武跑回沈阳的第二天，蒋介石icon派飞机来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离开。卫立煌为人仗义，走的时候冒着超载坠机的风险，将“剿总”的亲信都带走了，潘裕昆、龙天武也跟着搭乘离开。新一军是蒋军icon“五大主力”之一，成了光杆军长的潘裕昆，担心受到老蒋追责，在将房产、田地等不动产全部变卖后，带着家人去了香港。到香港后，潘裕昆将携带的黄金兑换成美元，加之本身携带的美元，总数达二十万，可见他这些年敛取了不少钱财。潘裕昆将美元存放在香港一家银行后，准备常住下来当个寓公。 1951年，在“复兴银行”经理袁德泉许诺年息百分之十二的诱惑下，潘裕昆将钱转存了过去。潘裕昆想不到的是，这个“复兴银行”是个空架子，袁德泉随时准备跑路。“复兴银行”原是湖南icon老牌军阀刘建绪icon占最大股份的一家银行，湖南解放后，刘建绪跑到香港，强迫香港的“复兴银行”经理江国章将银行变卖。 “复兴银行”在香港的本来只是一个办事处，后来刘建绪走了港英当局的关系，弄了一个“香港复兴银行”的牌照，说是银行其实并无多少业务，入不敷出。一个叫袁德泉的投机商人，在和刘建绪、江国章讨价还价后，以16万港币icon的价格成交。刘建绪拿了钱后，和几个在港的国民党icon军政人员，相约去了巴西，此后一直常住在那里，直至病死。袁德泉有了“复兴银行”这个牌照后，以“高利息”四处招揽存款。担心坐吃山空的潘裕昆，被袁德泉说动，将二十万美元的家当全部存到了“复兴银行”。一年后，到了付利息的时候，潘裕昆去找袁德泉，袁德泉说：“你暂时又不需要钱，我多给你点的利息，折算成二十五万美元，再存一年。” 潘裕昆一听，一年时间二十万美元就变成了二十五万美元，实在是不错，便很痛快的答应了。不曾想，几个月后，袁德泉的“复兴银行”宣布破产，关门大吉，潘裕昆存的钱打了水漂，一分钱都没得到。哑巴吃黄莲icon的潘裕昆，至此以后意志消沉，整日深居简出，过着平淡的生活。相比潘裕昆，当过二十六军军长的余程万icon，因善于理财，日子过得很不错。1949年12月，卢汉在发起云南起义时，以开会的名义将李弥icon、余程万等蒋系军政人员扣押。后因第八军、二十六军攻打昆明icon甚急，卢汉将李弥、余程万释放。余程万回去后，有率部起义的打算，但在顽固军官的抵制下，差点引起哗变，不得不作罢。保密局icon派到二十六军的特务，将余程万的异动密报告知特务头子毛人凤icon，毛人凤又转报老蒋。老蒋大为icon震怒，在召集“陆军副总司令”汤尧icon、李弥、余程万到台北icon问话时，将余程万臭骂一通。余程万感到不对劲，见完老蒋后，找了个借口跑去了香港。余程万是广东人，他早在三年前就把家人安顿去了香港，并在那里置办了产业。到香港后，有生意头脑的余程万开办了米店、杂货店，并和几个原国民党将领合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当铺，店铺的生意都很不错，后来余程万还买了块地，办了个农场。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大都是坐吃山空，像余程万这样转行成功的，是极少见的。到香港后顺风顺水的余程万，却在几年后引来了杀身之祸。 1955年7月，原青年军209师师长戴坚icon从美国icon来到香港，邀请关系不错的余程万吃饭，席间，戴坚认为台湾icon派到香港的特务活动猖獗，建议余程万去美国开办公司，有机会将家人也一并带去。余程万听后很感兴趣，和戴坚约定二个月后一同去美国，并答应可以先期拿出几万美元，入股戴坚在美国的公司。不料，就在一个多月后，余程万却被劫匪枪杀了。8月27日夜，几个劫匪潜入与余程万家中，将余程万的二夫人吴冰及仆人绑缚。外出有应酬的余程万回来后，也被劫匪制服。余家闹出的动静，惊动了邻居。邻居报警后，警察赶来将余家包围。劫匪往出冲的时候，将被绑的余程万抵在前面，在随后的警、匪枪战中，余程万中弹而死。一名劫匪被打死，其余走脱。事后，警方宣称余程万是被劫匪打死。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余程万的几个旧部，在看老军长的尸体时，吃惊的发现腹部、胸口有十几个枪眼，警方又没有装备冲锋枪，普通劫匪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火力。几个劫匪在大批警察重重包围之下，在只损失一人的情况下，其余人都逃脱，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余程万之死，说法不一，有说黑帮头子看上他的漂亮妻子吴冰，有说余程万出手阔绰，不藏富，引起了歹人的觊觎云云。不过，余程万的旧部普遍持一个观点，即行凶者极大可能是台湾派来的杀手，以抢劫之名，对余程万实施暗杀。余程万死后，其家人不善经营，家道很快中落。昔日常德保卫战icon的守将，落得这样结局，让人不胜唏嘘。（图片：潘裕昆）

他是新一军末任军长，辽沈战役中兵败出逃，后来下场如何呢？

1950年的一天，国民党上将卫立煌在香港街头闲逛时，听见有人说：“这不是卫立煌吗？”卫立煌忙对家人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 一年前，卫立煌趁着看管松懈，乘车悄然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到上海暂住几日后，卫立煌带着家人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由于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查办”并未结束，卫立煌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以读书看报来打发时间，为了隐藏行踪，他用化名租住了一处房子。 1949年9月的一天早上，卫立煌带着妻子韩权华出去闲逛，下午回来时，从家人口中得知，中午时分有两个客人来访。卫立煌在香港的住所，知道的人很少，来访者肯定是熟人，当卫立煌向家人询问来访者的样貌时，家人说：“一个蓄着卫生胡，一个方面大耳，个子很高，方面大耳的还写下了地址，让你可以去找他。” 卫立煌笑着说：“蓄胡子的是贺耀祖，方面大耳的是杨杰。” 贺耀祖资历很深，二次北伐时就是军团长，还当过侍从室一处主任兼军统局长等要职。杨杰是民国有名的军学泰斗，有人将他和蒋百里、白崇禧、刘斐称为国民政府的“三个半参谋长”，不过刘斐一直不认可这个说法，毕竟他不愿被归为“半个参谋长”。贺耀祖和杨杰，曾颇得老蒋信任，后来两人都因不满老蒋所为，与之渐行渐远。贺耀祖和卫立煌到香港的时间差不多，两人多有往来。杨杰则是刚到香港没几天，因此，在得知杨杰到港并留下地址后，卫立煌当即去找这个已许久不见的好友。卫立煌到了杨杰的住所后，被佣人告知人还未回来，卫立煌便写了一张纸条，说他晚上在家，杨杰可过来一叙。杨杰当天在贺耀祖的陪同下，去见了好几个在港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到住所后，已是傍晚，他看了卫立煌留下的纸条后，准备休息一会后，就去赴约。正当杨杰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之时，传来敲门声。佣人开门后，门外的两个人说：“我们是杨先生的朋友，有事来找他。” 佣人不疑有假，将两人放了进来。杨杰见是两个陌生的面孔，正要发问，其中一人主动说：“我们是云南商会的，有事经过香港，商会负责人让我给你捎封信。” 杨杰听到是家乡商会的来信，便拿过信件拆开要看，这时，两个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着杨杰的胸口就是几枪。杨杰应声倒地后，两个人对着又补了几枪。这两个人并不是云南商会的，而是特务头子毛人凤派来的杀手。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杨杰，因一时不慎，惨遭特务的杀害。杨杰的死讯传来后，卫立煌悲痛之余，既震惊又后怕，震惊的是，杨杰早年替老蒋出谋划策，立下不小的功劳，却遭此结局，让人扼腕痛惜；后怕的是，行刺杨杰的杀手，很显然是提前潜藏住所周围的，若卫立煌去的时候，碰巧杨杰在家，那就被杀手给一锅端了。贺耀祖在和龙云、黄绍竑等人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时，曾邀请卫立煌同往。卫立煌很是矛盾，考虑再三后说：“蒋先生对我的处分还没有撤销，东北丢失的责任由我背着。我若走，欲加之罪反倒坐实了。我肯定是要回去的，但还不是时候。” 此外，卫立煌心中也有顾虑，认为自己既不像傅作义、程潜那样，切实做出了起义的举动，在贺耀祖、龙云、刘斐等44人在香港联合发布起义通电时，也婉拒了在通电上签字，缺乏实际的表现。卫立煌对跟随到港的副官柴生春直言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但真心没有事实表现，怕得不到谅解。” 此后，卫立煌更加谨慎，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露面，不过，他家中倒是时有客人来访，像余程万、张继鹏、牟庭芳、潘裕昆、彭鄂等在港的黄埔将领，时常相约来卫家聊天。有一次，有人在街头认出了卫立煌，卫立煌也不应声，拉着家人从另一个方向离开。在龙云等国民党元老相继北上后，老蒋坐不住了，担心卫立煌也步后尘，便派吴忠信去香港，以好友的身份，劝诱卫立煌去台湾。吴忠信对卫立煌说：“蒋先生让我转告你，只要去台湾，继续保留二级上将的待遇，并会给你安排相应的职务。” 卫立煌说：“蒋先生的话，我如何敢信。我在接替陈诚去东北前，他派你和张岳军（张群）来游说我。当时言之凿凿的说去东北后，绝对不会追究我战败的责任。可结果呢，我被撤职查办，软禁在南京二个多月，如不是蒋先生下野，不知道会如何再处理我呢。” 吴忠信叹气说：“你因承担东北丢失之责，被软禁后，我一直很内疚，蒋先生在这件事上，确实不对。” 卫立煌追问道：“像蒋先生那样虚伪的人，你一生见过第二个没有？” 吴忠信自知理亏，和卫立煌聊了一会家常后，告辞离开。在吴忠信劝说无果后，老蒋又派郭寄峤、赵家骧等卫立煌的老部下前来劝说，郭寄峤、赵家骧清楚老蒋的为人，到港后只是和卫立煌叙旧，并不认真的劝说，在待够时间后回去交差了事。 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在香港地下党的帮助下，悄然来到澳门，然后从澳门坐船到了广州。途中，韩权华问卫立煌这个时候回去，是不是晚了一些，卫立煌笑着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 4月，卫立煌夫妇来到北京，受到隆重的欢迎，这个曾经的国民党上将，迎来了新的人生。#动态流量挑战赛#

1948 年 10 月 27 日，廖耀湘看着成群结队的溃兵，哀叹道：“十万精锐啊，就这样完了。” 两周前，卫立煌到彰武前线视察的时候，廖耀湘说：“锦州眼看守不住了，西进兵团也危险了。” 跟着卫立煌一起来的罗泽闿不满地说：“葫芦岛的部队正在猛攻塔山呢，廖司令官手握十万精锐却迟疑不前，这么说不太好吧。” 罗泽闿是蒋介石派到东北的战地视察官。廖耀湘本来打算和卫立煌谈谈撤军营口的计划，看到这个“监军”也在，就不好再说了。罗泽闿随卫立煌回到沈阳后，给老蒋发去电报，说廖耀湘身为兵团司令官，犹豫不决，行军迟缓，坐看锦州丢失。老蒋大怒，连夜给廖耀湘发去急电，让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尽快占领新立屯，接着向锦州开进。在电文最后，老蒋措辞严厉地说：“如再拖延不决，必将军法严惩。”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廖耀湘只能执行了。他气愤地对亲信说：“蒋校长非要把这支主力兵团送掉，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15 日，在占领新立屯后，西进兵团开到了黑山外围。廖耀湘让 71 军做好进攻黑山的准备。71 军自从划入廖耀湘的兵团后，一直充当“先锋”的角色。这次又被派去打头阵，军长向凤武等主要军官都愤愤不平，认为廖耀湘处事不公，一味保存新一军、新六军等主力的力量，拿 71 军当杂牌部队使用。在 1946 年蒋军整编的时候，71 军是十三个全美械军之一，火力强大，兵员充足。但今时不同往日，此时的 71 军，在连续的失败中，已经损失了大部分老兵，战斗力大不如前。在西进兵团的五个军中，属于廖耀湘最不待见的一支。新六军的暂编 62 师，在辽沈战役前夕，被海运到葫芦岛，用于加强锦州方向的防御。16 日拂晓，师长刘梓皋给廖耀湘发来电报，说锦州已被解放军攻取。廖耀湘大惊失色，连忙和沈阳的卫立煌联系。卫立煌说：“从昨夜起，剿总这边就再没收到锦州发来的电报，范汉杰也下落不明。” 廖耀湘说：“兵团不能再西进了，应该马上更改作战计划。” 卫立煌说：“你回沈阳一趟，我们当面讨论。” 廖耀湘说：“我这就处理军务，争取下午赶回沈阳。” 就在廖耀湘准备回沈阳的时候，却接到通知，说杜聿明奉老蒋之命，马上要到新民前线督战。廖耀湘带着一众将领在新民车站迎候杜聿明的到来。中午，杜聿明乘坐的专列到了车站。他下车和众人打了招呼后，把廖耀湘单独叫上了车密谈。廖耀湘向杜聿明提出应该尽快将西进兵团撤回去，最好是去营口。一旦战事不利可以乘船逃离。杜聿明听后，无奈地说：“校长的意思，是让你兵团继续西进，和葫芦岛的东进兵团一并收复锦州。” 廖耀湘说：“锦州还在的时候，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都不大。锦州丢了，还要坚持如此，这不是主动去送死吗。” 杜聿明问：“那么，把兵团主力撤往沈阳怎么样？” 廖耀湘说：“锦州、长春都丢了，沈阳已成孤城。即便西进兵团撤回去，也只能多坚持一段时间罢了，纯粹是慢性自杀。我还是主张撤往营口。” 杜聿明说：“撤往营口不是不可行，但我做不了主，还需要老头子、卫总司令同意。” 下午，杜聿明在廖耀湘的陪同下，视察了前线部队。傍晚，两人乘车前往沈阳，到达时已是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去见卫立煌，讲了撤军的计划。卫立煌本就反对沈阳的主力出兵辽西，对撤军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却对撤军是去沈阳还是营口，一时间拿不定主意。这倒也可以理解，若撤军营口，沈阳防守空虚，是守不了多久的。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沈阳丢失，卫立煌这个总司令，必然会被老蒋拉出来当替罪羊的。廖耀湘见状，便说：“无论是去营口还是回沈阳，我都同意。但请卫总司令早做决断，若再晚一点，哪里都去不了了。” 卫立煌苦笑说：“我何尝不知情况紧急，可此时若总统不同意，一兵一卒也撤不走的。你这就回前线去指挥，我向总统汇报，待行动计划定好后，马上通知。” 廖耀湘回到新民后，一面给向凤武打去电话，让 71 军务必在第二天拂晓，完成对黑山的攻击；另一面，廖耀湘却通知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新六军长李涛到兵团部来。三个亲信军长到后，廖耀湘向他们透露了准备撤军去营口的计划，让三人做好准备，在 19 日清晨行动。 18 日下午，廖耀湘给卫立煌打电话，告知兵团主力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撤离。卫立煌说：“总统这边拿不到主意，让我明天飞去北平开会，你听候消息。” 19 日，老蒋在北平临时官邸召开会议，坚决不许廖耀湘撤军，提出东、西两大兵团同时向锦州攻击前进，打一场大规模的决战。直到 20 日下午，在卫立煌、杜聿明的苦劝下，老蒋这才松口，同意向营口或沈阳撤军。因为老蒋的犹豫不决，廖耀湘在新民地区浪费了数日。等老蒋终于同意撤军时，廖耀湘这边，在攻打黑山时，一开始却不愿调动主力部队，一味地让 71 军攻击。等到 23 日，廖耀湘发觉不对劲，这才将新一军、新六军也调上去作战。 25 日，廖耀湘下令兵团总撤退，但很快就发现，营口的道路被解放军截断了。27 日，廖兵团全线溃败，廖耀湘哀叹道：“十万精锐啊，就这样完了。”

锦州解放后，范汉杰的妻子逃到了葫芦岛，对郭忏哭诉说：“老范被抓走了，这可让我怎么办啊。” 郭忏写了个条子让支付一万金圆券给范妻作为“安家费”。 54军军长阙汉骞对郭忏说：“给金圆券还不如给大洋。” 郭忏说：“范汉杰丢了锦州，老头子非常恼火，即便是这点抚恤，还是我硬着头皮自作主张的。” 葫芦岛聚集着十余万蒋军，本是作为“东进兵团”和出沈阳的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的。如今，锦州解放，西进兵团自身难保，葫芦岛的蒋军将领们惶惶不可终日，但无老蒋的命令，又不敢擅自撤退。联勤司令郭忏被老蒋派到葫芦岛协调补给问题，他见大势已去，找了个借口乘船离开。郭忏和范汉杰私交不错，让范妻跟着一块走，范妻哭着说：“我走了，老范怎么办啊。” 郭忏安慰说：“人家优待俘虏，你大可放心。” 老蒋见葫芦岛的部队人事关系复杂，机构重叠，为了便于指挥，在10月20日委任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并指定司令部设在葫芦岛，统一节制各部队、机构。杜聿明新任命发表时，原有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头衔并未免去，身兼两个“剿总”的要职，并拥有部队指挥权，可谓是当时蒋军将领中，独一份的存在。由此也能看出，老蒋实在是无人可用了。杜聿明到任后，由卫立煌派到葫芦岛指挥所担任主任、副主任兼参谋长的陈铁、彭杰如自知身份尴尬，识相的带着手下人员让出了办公场所，搬到了另一处偏僻的小楼上。老蒋不死心，电令杜聿明指挥部队继续攻打塔山。杜聿明召集将领开会时，见众人都是无精打采，也并未发火，只是让各部队轮番进攻，以应付老蒋。之后的几天，葫芦岛的蒋军断断续续的向塔山发起进攻，时打时停，无论是火力还是规模，比之塔山阻击战时要小得多。锦州的解放军主力，大部东进去围歼廖耀湘兵团，继而解放沈阳去了，这就让葫芦岛的蒋军，暂时有了喘息之机。由于老蒋在北平，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沈阳，杜聿明往返于北平、葫芦岛、沈阳，显得很是忙碌。 10月27日，杜聿明正在和卫立煌讨论军情，传来了廖耀湘兵团覆灭的消息。杜聿明大惊失色，飞回葫芦岛下令部队停止进攻，转为守势，做好撤退的准备。杜聿明之后又飞去北平见老蒋，建议尽快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撤走，老蒋这时也再无“梭哈”的勇气，很痛快的答应了，并通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全力配合杜聿明。杜聿明又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让桂永清派舰船将营口的52军运到葫芦岛；二是，派飞机将卫立煌接走。老蒋犹豫片刻后，也答应了。卫立煌离开时，由于乘坐的是最后一架飞离沈阳的飞机，因此冒着超载坠机的风险，尽可能将“剿总”的亲信带走。跟着卫立煌同机的有赵家骧（剿总参谋长）、王铁汉（辽宁省主席）、董文琦（沈阳市长）、从战场逃回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等三十余人。 10月30日黄昏，卫立煌的飞机降落在葫芦岛，杜聿明带着一众将领迎接。卫立煌握着杜聿明的手感慨的说：“光亭，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杜聿明看着卫立煌身后的一群人，低声说：“老头子就让接你一个人出来，怎么带了这么多？” 卫立煌说：“都是老朋友和熟人，能多带一个算一个。” 11月1日，桂永清派到营口的舰船接运52军，由于担心被解放军炮火击中，派去的三艘舰船直到晚上才靠近码头。 52军在装运撤逃时，因一艘火轮爆炸，及部分人员被解放军歼灭，实际只有军部直属、25师大部，第2师少部逃走，在葫芦岛清点人数时，仅剩万余人。桂永清对外吹嘘，说若无海军的帮助，52军定然会覆灭于营口。刘玉章愤愤不平，对杜聿明发牢骚说：“桂永清派来的三艘船，有两艘白天不敢靠岸。如果不是两个舰长胆小，52军可以全部撤走。” 杜聿明早年在52军的25师当过旅长、副师长，和刘玉章又是陕西老乡，于是安慰说：“没事的，我把刘梓皋的暂编62师拨给你。” 52军本是老蒋的十三个“全美械军”之一，不过在东北屡遭打击后，沦为两个师的建制（第2师、25师）的乙种军。暂编62师原属新六军，辽沈战役打响后，被运到了锦西，该师并入52军后，使52军又恢复了“三师制”。靠着杜聿明的关照，52军装备、人员优先补充，几个月后兵力恢复到了三万余人。这支屡遭解放军重创的部队，后来逃到台湾后，竟然成了头号主力，颇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之感。杜聿明在组织葫芦岛撤军时，为了防止消息走漏，事前未向各军、师长说明实情。在62军、92军、独立95师撤退时，杜聿明下达的命令是“装船海运，向营口进攻”。独立95师是华北战地督查组长罗奇的老部队，他在接到命令后，怒气冲冲的说：“营口已丢了，再去打是什么战术，这不是送死吗？” 等独立95师装船离开葫芦岛时，杜聿明才发来真正的命令，让向塘沽转移，罗奇这才松了口气。 11月8日，杜聿明在最后一支部队登船后，乘飞机离开。喘息未定的杜聿明又接到去徐州的命令，等待他的是更大的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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