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宗合 程 芬
在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办公室门口,有两个不事张扬的logo:一个是一串长长的黑色英文:交叠并列的ff后面跟着The Ford Foundation;另一个是方方正正的朱文篆刻:福特基金会。
这家位于北京CBD国际俱乐部办公大楼里的机构,似乎在通过名片、宣传册等细节,含蓄地表达一家境外基金会驻华机构的“国际性”本色和“本土化”能力。
从1988年得到中国政府特批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到2008年迎来第五个首席代表,在过去50多年里,福特基金会对有关中国的项目资助,累计达3亿美元左右。
福特基金会的宣传资料
游走中国,左右开弓
2008年2月底,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旭清喜气盈面,他申请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社会功能和政策法律环境研究”项目正式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批准立项,6万美元资助金额将帮助他完成自己的研究。
对于熟悉福特基金会的人来说,这家基金会似乎具备了无所不在的服务功能,其在经济与金融发展、教育改革与文化多样性、环境与发展、治理与公共政策、国际治理、法律和权力、公民社会、性与生殖健康等8个领域的活动涵盖了大部分中国公益组织所能涉足的地方。而选择陈旭清的项目,更是福特基金会践行自己公民社会诸项目的一种手段。
该研究项目的目标在于:通过大量的调研,创建一个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数据库,进而揭示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功能发挥机制,寻找作为中国社会公益精神的源头及动员机制,探索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规律,拓展对中国NGO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构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社会功能和政策法律环境的基本框架。
事实上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自1979年中美建交,福特基金会就临身中国,从那个时候起,福特基金会就从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培育起对中国的特殊感情。
初来乍到,福特基金会对刚刚走出封闭的中国犹疑颇多,随着与中国社科院确定经济管理、法律和国际关系三个领域的合作,算是浅根初扎,获取了在中国发展的信心。到1987年,对中国的预算就达到了270万美元。
而中国政府对福特基金会的优待也产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1987年,中国政府同意福特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一个办事处,还承诺了一定的免税优惠政策。
具备这样的根基,正是福特基金会得意左右开弓的得力武器,它才在中国迅速开展和设立多个公益项目,不仅直接服务中国边远地区的弱势群体,为推动中国法治社会建设建言,还极力支持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培育中国的公益组织。
项目探索并非坦途
福特基金会一方面为具有创新精神人士提供经费的平台,在世界各地资助大量前瞻性项目,使那些具有潜在社会影响力的研究得以开展,一方面也在积极探索符合所在国特色的公益项目,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例如在1990年前后,福特基金会曾经资助了很多小地方的社区林业,帮助他们管理森林,但是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天保”的政策(即全面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同时对现有的有林地、灌木林地及未成林造林地实施管护),很多地方不再允许自行搞林业开发,这也迫使福特基金会停止了对这个领域的援助。
不过,乐观的华安德认为这样的项目作为试点,即使碰到意外的困难而停止也不能完全视为浪费,这可能被总结成很好的教训。相较之下,他认为在中国开展项目的挑战在于: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得太多了,而基金会的人力有限,如何选到最好的项目进行投入,找到最能干、有创新想法的人帮他们实现梦想,才是关键。因此,福特基金会尽量选取具有长远发展影响的课题,而不是一般的修路造桥的项目。比如他们正在考虑帮助大学建立一套适合贫困生就读的制度,而不是单纯提供奖学金。这个试点如果能推广到整个教育系统,将影响深远。
在中国最有声誉却也容易引起争议的,正是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项目。其在中国资助的公民项目让许多民间组织成长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来说,福特基金会起到了‘引窝蛋’的作用,之后中国的民间组织才得以健康成长。”有专家如此评价。而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来承担更多工作和责任,也正是实现福特基金会众多项目开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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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钱袋子”
基金会的资金全都来源于原有基金在股票、国债、房地产等各方面进行投资所得。整个福特基金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发展基金会,包括让基金增值等;另一部分的主要任务是资助项目。
根据美国法律,每年至少利用基金总额的5%从事慈善事业,基金会才能保留免税待遇。福特基金会基本每年在慈善事业投入资金的比例占基金总额的5.5%到6%。根据市场波动带来的基金总额的变化,资助额度也会相应浮动。2000年,福特基金会的基金总额达到140亿美金,这是基金会的最高峰。基金总额在最低的时候是80亿美金左右。目前,基金总额在110亿美金左右浮动。每年,基金会在全世界资助项目的额度在4亿5千万到5亿美金。
“基金会所有资金来源都是通过投资所得,不接受捐助,福特基金会完全是独立的。”华安德,福特基金会的驻华首席代表说,从历史来看,福特基金会的投资还是比较成功。
福特基金会不需要筹集资金的独立性,与其它依靠筹款而生存的基金会相比,没有来自捐款者的监督和压力,在使用资金上的空间似乎应该更大和更随意。福特基金会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中国NGO的腐败?针对这种置疑,华安德说,我们不纵容腐败,以前福特就非常注意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最近基金会总部开始更加强调对资金使用的监管。华安德详细地介绍了监管的一些方法:一般来说,在选择资助对象前,会做很多工作去了解资助对象,如果是第一次资助,规模会比较小;在执行项目过程中,项目官员会和合作伙伴保持联系,了解项目进程,当然,也会把在执行项目中的一些因素,比如环境和工作人员变化的因素考虑在内;也会做评估,有针对具体项目的评估,也有针对做了十几年项目的大规模的评估。如果在评估中发现问题很多,将来不会再有第二次的资助。“最怕合作伙伴只提交报告,没有认真做项目的情况。也听说有机构在这样做,一份项目报告提交给了两个资助机构。”华安德说,我们会仔细留意合作伙伴的情况,也和其他资助单位经常交流。福特基金会尽量不让这种事情发生。一般比较大的项目,基金会不是一次性拨款,如果在项目中途发现合作伙伴的问题,可以把项目剩余款项要回。“非常希望能避免这种情况,但我们知道有这种风险。”
“福特也尽量回避风险,我们能做到的其中一点是,福特的项目官员不仅懂中文,还是所负责领域的专家,会经常和合作伙伴沟通,希望项目官员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有问题发生,福特肯定不会再次资助。”华安德说,另外,在中国,福特的资金有25%左右是用于资助中国的NGO,70%多的资金用在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福特也会认真地考虑和面对这些问题。
福特围绕基金会的宗旨,在中国开展工作。华安德认为最重要的是组织的透明度,让大家知道福特在做什么。“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和中国政府部门还是有很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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