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刘飞越

文|高心碧

编辑|龚龙飞

傍晚，三位小女孩手里拿着刚从树上折下来的梨花闻花香。她们的父母在新疆打工，春季种棉花、秋季摘棉花，每年过年才回来。

以下为刘飞越的口述：

2015年，我看到贵州毕节四兄妹自杀的新闻时，心里咯噔一下。当时正是我在甘肃陇南拍摄留守儿童的第一年，深知问题的根源已埋在山区太久。

转眼到了2020年，我为《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拍摄纪实报道来到了第五个年头。甘肃陇南是“上学路上”为我提供的拍摄地之一，在这里，我总共拍了四万余张留守儿童的照片，《白皮书》选出四百张左右，用作纸质报告和网络传播的影像资料，并且每年在北京举办一次留守儿童主题摄影展。

拍摄最初我总想找些特例，跟拍久了，才意识到所谓的典型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被父母留在原地的孩子所面对的境遇，既不同，也相近。每一个故事深挖下去，都映射出复杂和矛盾。归根结底，每个孩子都值得关注，需要关爱。

吃完晚饭后，丽丽自己在炕上玩，用纸叠了两个方包贴在眼前。爷爷把馒头切碎，用山上砍来的柴禾加热炒熟，就是这家人的晚饭。

我最早接触大山里的孩子，是十多年前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印象主要是家里穷，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鞋子。报社和当地妇联的公益行动就是织毛衣、捐羽绒服，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需求。这些年接触的留守儿童，生活水平看起来比当年好了很多。他们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如果一月赚上几千块钱，管吃管住，大部分钱都能寄回家里，这对贫困地区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孩子的温饱解决后，心理问题反而格外明显。

一开始，我看这群孩子在山间玩耍，嘻嘻哈哈地打闹，像是快乐得很。长期观察后，我才发现他们的敏感和反常，尝试理解留守儿童群体中时有发生的自虐、自杀现象。

雨后，5岁的乐乐牵着3岁的弟弟去邻村上学。从家到学校需要翻一座山坡，他们每天往返4次。

在村头，一位老人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向远处观望。孩子的父母都去新疆打工，一年只回家一次，孩子常年与爷爷为伴。

亮亮在学校里跟我特别亲近，无话不说，当我说要跟他一起回村，他立刻不再跟我讲话，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前后反差令我吃惊。那年，欣欣五六岁大，喜欢找我玩，有天她玩着玩着就停下来，靠在电线杆旁，看着远方。我至今难忘那个孤独的背影。

时间长了，我发现很多孩子落单时，都有类似的行为，目光游离，过于安静。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很难用图片去表达，而这种孤独感或许能穿透纸张和屏幕，让观看者共情。

放学路上，乐乐拿着树枝独自玩耍。她的父亲在北京打工，母亲在一次洪水中去世。

两位留守儿童向山对面眺望。

想要感知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别无他法，只能靠长时间接触获得信任。拍摄前期，我每年跑去陇南两三趟，每次待上将近一个月，去挨家走访，去学校旁听家长会。

在当地，几乎全村的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走在街上，只能看见老人和小孩，显得空荡荡。老人们常年干农活、照顾孩子，驼着背弓着腰，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要衰老很多。提起留守儿童的问题，他们无奈地反问，“不出去赚钱还能怎么办？”

一位小孩坐在手推车上玩耍，他的爷爷和奶奶在一旁装牛粪，准备给耕地施肥。

村头矮墙边，两位老人各自照看自己的孙子。小男孩手里拿着卡通人物“光头强”的玩具，看动画片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

有次，我走进一个学前班的课堂，那么小的空间里，挤着老老少少，反差很强烈。受此启发，我拍摄了一组祖孙肖像对比，在两张向前平视的面孔间，我看到的是血脉相连，也是父母角色的空缺。

文文13岁，上小学六年级，爷爷68岁。她的妈妈在北京做保姆，照看一个和她同岁的女孩。想妈妈时，文文会悄悄地写在日记里。

明明12岁，上小学三年级，爷爷61岁。明明和比他小6岁的妹妹由爷爷奶奶照看，父母在北京的饭店打工，今年没有回家过年。

丽丽8岁，上小学二年级，奶奶55岁。丽丽4岁时父母就出门了，在湖北、内蒙等地打工，有时辛苦干了一年，只拿到一半工钱。

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数据显示，全国有165万留守儿童一年没接过父母的电话，如果把时间缩短为三个月，这个数字还要再翻三倍。大多数人认为，父母只要多打电话，孩子就能得到相应的情感陪护。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6岁的丹丹生病了，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她的父母在北京打工，一年多没有回家，想他们的时候，丹丹就看看挂在墙上的结婚照。

夜晚，祥祥的奶奶在屋外和自己的女儿通电话。祖孙四人挤在这个5、6平米的屋子里生活，为了省电尽量不开灯，天一黑就睡觉。

我在当地拍过一家，爷爷带着三个孙女生活，大的上三年级，小的还没上学。在外地打工的妈妈打电话来，爷爷接通后，分别递给三个孩子，大女儿只敷衍了一句话，二女儿不肯接，三女儿说“妈妈我想玩，顾不上跟你说话了。”然后伸手把电话推开，一脸不耐烦。

那时我才意识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感情基础太少，年纪小的，甚至对分离没有概念。去拍豪豪时，他只有三岁，对爸爸最后的印象就是他拎着大箱子，坐上中巴车进了城。一年后再回来，豪豪已经不认识爸爸了。

豪豪看向摆在桌上的全家福。

辉辉上三年级，他的爸爸就要出门去新疆打工了，等过年才能回来，临行前陪他写作业。墙上贴的字是辉辉去年想父母时写下的。

我很想做些什么，让孩子们平时也能“看到”父母，至少在心里保留一个家的印象。

过年是村子里难得热闹的几天，外出打工的人们赶着春运回来，时间长的待上一个月，也有人短短几天就走了。2017年春节，我拍了一组全家福，拍完把照片洗出来，装进相框里，送给这些短暂团圆的家庭。拿到照片后，老人们总是激动地要往墙上挂，孩子往往不懂得表达，只小心翼翼地摸一摸，看一看。

55岁的奶奶常年照顾娟娟姐弟三人。为了抚养孩子，娟娟的父母已经在外地打工六年。年近春节，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孩子的爸爸七年前在新疆打工，车祸去世，孩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妹妹离家走了。刘超的爷爷说，一家七口成了三口，语气平静而无奈。

2015年，留守儿童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陇南山区的照片也被各家媒体转载，曾经在同一天登上四大门户网站的首页。热议过后，我选择继续留在陇南拍摄，记录这一代孩子的变化。

从2016年至今，我的拍摄思路由搜集群像转变为聚焦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暑假、山里的“学区房”等等，以学校为中心记录当地孩子的教育情况。

学校附近，一群住店的留守儿童。

三个男孩在草丛里玩耍。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暑假里无人监管。

村里的小学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收拾着课本准备回家。乡里有两所小学，学生父母在外地打工的比例超过九成。

老人租住了学校附近的“学区房”，照看三个孩子上学。房租按人头算，一人每年500元钱，老人直说太贵了。

下午，村子小学放学了，来接孩子回家的都是各家老人。

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席不仅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无法监管学业，辍学问题严重。大部分孩子小学刚毕业，才十三四岁，就跑出去外地打工。前两年，共享单车火爆时，有些孩子跑到自行车厂挣钱，个别甚至是家长带着去的。

2019年，我回到陇南的村里拍摄时，看到孩子们几乎每人一部手机，小卖部门口聚集着一群蹭网的学生，打游戏、看影视剧，能玩上一整天。有了网络以后，跟外界的接触变多，一些孩子染了小黄发，变得“时尚”。

夜晚，几个孩子在炕上各自玩手机，斌斌从兜里掏出一包方便面调料当宵夜吃。这几个稍大些的孩子自己独立生活，没有大人看管。

新学期，威威没有去学校报名，算是彻底退了学。同学们在教室里开始上第一节课时，他在20公里外背着蛇皮袋跟着大伯上山采药。

近年来，留守儿童群体受到了诸多关注和帮扶。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考上初中的孩子仍然很少，高中生更是寥寥无几。他们出门打工干不下去了，又回到村里，继续循环留守的命运。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我去陇南的拍摄计划延迟了。不论如何，我会持续关注和记录下去。现实情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只要关爱和陪伴的观念不断扩散，这些影像就有存在的意义。

夜晚，红红在屋子里吹泡泡。她和哥哥弟弟一起，由奶奶照看，父母在外打工，一年见一次。

注：文中亮亮、欣欣、豪豪、刘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