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记事起，每天醒来一睁眼，陈红就能看到床对面墙上的那幅画，画中那个穿着青色旗袍、怀抱小男孩的年轻女人，就是她的奶奶，名叫李坤泰。

李坤泰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赵一曼。

赵一曼，四川宜宾人，21岁离开家乡投考黄埔军校，又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身怀六甲时在冰天雪地中徒步穿越国境线回国，之后辗转宜昌、南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个柔弱的女子主动要求前往游击区，红装白马驰骋于黑土地上，令日寇闻风丧胆，被称为“密林中的女王”。

她把最深刻的印记和生命都留在了这里。1935年11月，受伤被俘后，赵一曼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不发一言，不吐一字，不低头不屈服，最终英勇就义。

从小就有人跟陈红说，“你奶奶是个大英雄”，但在年幼的陈红眼中，画像中那个柔弱的南方女子与大人口中“英雄”的距离，比地图上四川宜宾市与黑龙江尚志市的距离还要遥远。

陈红一直在“寻找赵一曼”。从奶奶的姐姐姨婆口中听说，奶奶是个泼辣而倔强的人，“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小学课文《一个粗瓷大碗》里的赵一曼身为东北抗联的团政委，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伤病员，自己吃野菜、草根，陈红为自己是“英雄的后代”感到骄傲；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到奶奶牺牲的尚志市一曼村，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哭着拉着她的手说，“我见过赵一曼，今天可算见到她的后人了。”

在陈红心里，英雄奶奶的轮廓总是模模糊糊的，从未见过，从未触摸过，留在她心里的只有一张照片和一份遗书。1983年，当陈红也成为母亲之后，奶奶逐渐“走”到了她面前。

奶奶写给父亲的遗书，陈红读过很多遍。有人问她，“遗书上最触动你的是哪句话？是不是那句：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但她觉得不是。在她心中最沉重的是第一句：“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陈红一手一脚把女儿带大，她知道，所有母亲一定希望自己能看着子女慢慢成长，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她心里一定充满了遗憾、不舍、愧疚。”很多次，陈红读到这句话，都会忍不住哭出来。

这是1936年8月，赵一曼就义前，写给年仅7岁的儿子宁儿的遗书中的第一句话，那一年赵一曼31岁。

1930年，赵一曼与儿子陈掖贤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人生三别：别家，别夫，别子

四川省宜宾县北部，丘陵连着丘陵，红土覆盖着山体。

白花镇伯阳嘴村的半山腰上坐落着赵一曼的家。故居原本是一个两三层高的吊脚楼，最下面是马厩，一家人住在最上层。吊脚楼的房檐很宽大，从山体旁支出来，一下雨，房檐上的水滴答滴答能落到外面的稻田里。

在故居房子旁边有一棵桢楠树，据本地老人戴宝廷回忆，那棵树是赵一曼小时候亲手与乡邻小伙伴种下，和她一同长大。那时的赵一曼，并不叫赵一曼，她叫李坤泰，家里人喊她“端女儿”。

那时的女孩子们从四五岁起便要开始缠足，在二姐李坤杰的回忆录中，母亲也为自家幺女做了一双尖鞋，结果幺妹气得用刀把鞋尖砍了下来。母亲也生气了，扭着她就打，但她就是不裹脚。

在李坤杰的记忆中，幺妹是一个性格很倔强的人，大人们经常能听到外面的小孩子来告状，“端女儿又在跟别人打架啦！”一问缘由，多是她打抱不平惹的事。她爱跟别人争理，连大哥李席儒都争不赢。

幺妹爱读书，蜀地路途崎岖，从外面来的信件都宛若千金，寄过来的书籍更不容易。大姐夫郑佑之给她订了《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妇女杂志》。好不容易寄到家里的书，赵一曼视若珍宝，但是家里人看了都会说她，让她不要看。后来她就拿着书绕过桢楠树走到后山去看书。

大哥李席儒看到她看一些革命的书刊，大为恼火并且极力反对，“看了这些书，就总要胡思乱想。” 李席儒甚至马上把她订的这些杂志通通烧了。后来父亲去世后，李席儒便是李家当家人，赵一曼想去叙州府（宜宾城）读书，兄嫂坚决不答应。

兄嫂提的诸如离了家就不管吃穿、不许再进家门等要求，赵一曼都答应了，但是兄嫂还是不让幺妹去读书。1924年，赵一曼被逼急了，化名李一超写了一篇名为《请看我的家庭》的文章寄给郑佑之。经他推荐，《妇女周报》与《女星》杂志纷纷刊登此文。不仅控诉了封建家庭，也为五四运动提出的平等自由进行呼唤。兄嫂最终也应允了她的请求。

她走进了宜宾女子中学，在这里，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新的人生。1926年底，赵一曼第一次离开家乡宜宾，投考黄埔军校，二姐李坤杰赶来为她送行。临行前一晚，大家边吃边喝，唱起了离别歌：

今朝离别天，

离别天，

离别好心酸。

牵衣泪不干，

泪不干，

相会在何年？

……

上船后，李坤杰的眼眶里噙满了泪，妹妹爽朗地笑了，“二姐，你不要担心，在外面到处有我们的同志，我会比在家里过得更好。”

轮渡远去，那一次也成为了姊妹俩最后一次见面。

赵一曼故居“读书石”。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摄

1928年底，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李坤泰，接到了回国的任务。当时，她已和陈达邦结婚，并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

陈达邦建议她生完孩子再回国，或者与她一同回国，赵一曼都拒绝了。她告诉丈夫，“夫妻分别事小，求学任务重大。”莫斯科匆匆一别，夫妻二人再也未曾见面。

在好友郑琇石的回忆录中，能窥见此番回国的几分艰险。为了躲避敌人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赵一曼和其他同志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被推出国境线。身怀六甲的她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中苏边境奔回祖国。

回国后，她请缨前往沟通大西南与上海党中央的重要联络点：湖北宜昌。1929年1月21日，儿子陈掖贤在宜昌出生，小名宁儿。据郑琇石回忆，那时候赵一曼经常把孩子放在他们家，走个三五天去做秘密工作，用当时的隐语叫“开旅馆”。

不久联络站暴露，她脱险再返上海。1930年又被派往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年底党机关遭破坏，她身无分文，背着乳孩沿途乞讨至上海，向组织报告事情经过设法营救被捕同志。

为了孩子的安全， 1930年4月，赵一曼将襁褓中的宁儿送到武汉陈达邦堂兄陈岳云处寄养。分别前，母子二人拍下了唯一一张照片，赵一曼将宁儿的出生日期郑重地写在照片后。

在陈岳云弟弟陈海龙的回忆录中，描绘了那时作为母亲的赵一曼。“她不胖不瘦，中等个子，长长的身材；面目清秀，短发；穿的绸面棉旗袍，短裤，半高跟鞋；说一口不大流利的普通话，对人和蔼可亲。掖贤那时候正在牙牙学语，刚刚学走，天真烂漫的。”

赵一曼在武汉只住了几天，就坐船到上海去了。陈海龙在回忆录中写道，“她走后，看到掖贤那张寻娘的小脸，周围人亦莫不为之鼻酸。”

谁也想不到，武汉一别，竟是她与自己心爱孩子的永别了。

“我怀疑她是肉身还是钢铁啊”

赵一曼有过很多次选择。但在孙女陈红眼里，奶奶总是选最危险的那条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先在沈阳以烟草公司工人身份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随省委机关转到哈尔滨，先后任满洲省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参与领导了1934年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她多次提出要到游击区作战。

在东北抗日救亡的最前线，不再有地下工作者李坤泰，而是战士赵一曼。战友朱新阳回忆，自己问过赵一曼，为什么起了这个化名。“我喜欢一，代表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有人说我是赵尚志的妹子，那我就姓一回赵吧。赵姓是百家姓中第一大姓，和我们李姓也是近邻。”赵一曼告诉他。

1935年，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带部队驰骋于滨绥铁路以北的侯林乡、宋家店、黑龙宫一带，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员李云桥曾在《赵一曼传》中描述了她的一次战斗。第三军三团张连科带一部分兵力在铁北侯林乡山里被日伪军包围，敌人的火力很强，既有迫击炮，又有重机枪。三团激战了一天，也未冲出敌人的包围。在敌人不断增援的情况下，再战下去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突然从敌人背后传来激烈的枪声，赵一曼骑着一匹白马，带领游击连，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

虽然赵一曼所带队伍只有一半是钢枪，其余的都是开不出火的冷兵器，但敌人不明真相，以为救援的大部队来了，一时慌乱起来。三团见援军来了，也立即组织反击，里外夹击，把敌人打得败退而逃。这一仗解了三团之围，使部队转败为胜，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了部队，也给敌人很大的震动。

这次战斗后，敌人在报纸上称“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满洲日日新闻》曾描述她为“密林中的女王”。赵尚志与赵一曼“哈东二赵”的名号也被喊得越来越响。

日伪报刊登载的关于赵一曼抗日斗争的消息。受访者供图

1935年11月，部队在左撇子沟被困，赵一曼率部一日之内击退敌人6次进攻。在弹药将尽时，她带领十几名战士掩护团长王惠率大队和伤员撤退。突围时，她的左腕受伤，仍挣扎着和几个战士转移至侯林乡小西北沟。几天后赵一曼因特务出卖被敌人发现，战斗中左大腿受伤骨折，昏倒被俘。

2005年，陈红曾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查阅过当时的敌伪档案。她记得档案里记载着赵一曼的伤情。赵一曼的腿中弹后形成贯穿性伤，后来经过腿部Ｘ光片照相，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有24块碎骨片散乱在肉里。她走不动，敌人把她放在马车上，腿上的棉裤被打破，外露棉絮上结了冰碴，还在汩汩往外冒血。

在陈红的印象中，档案里写了一句敌人的疑问：“为什么她连哼都没哼一声？”在对他人的刑讯逼供中，日军得知赵一曼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时任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泰治连夜将赵一曼送到哈尔滨，边治疗边审问。

日本人用皮鞭抽打她，用棍子捅她腿上那24块碎骨，但是她都不叫喊。陈红记得，日本人审讯记录上写着“我怀疑她是肉身还是钢铁啊。”

但是赵一曼对中国籍医护并不隐瞒身份，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向他们宣传反满抗日。“大家都愿意听她讲，有几个护士后来亲切地叫她赵大姐。”护士韩勇义、看守董宪勋被她的精神感染，于1936年6月28日夜，趁滂沱大雨冒死救出赵一曼，逃往抗日根据地。然而这次出逃并没有成功，三人被日军抓了回去。赵一曼将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和他们没关系，是我骗他们，我给他们许诺了很多让他们帮我的。”

随后日寇又对赵一曼进行了疯狂折磨。《侵华日军战犯手记》中，山本和雄记录了当时他亲历的刑讯赵一曼的残酷细节：登乐松和吉村二人得到命令“不管死活，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开口。”

登乐松吼叫着：“上电刑！”通电后，赵一曼上身颤抖着，身体开始僵硬。登乐松问：“部队在哪儿？”赵一曼答：“不知道。”登乐松吼叫着：“你这个混蛋！”抡起皮鞭抽了过去。

他们用电刑和鞭打轮番拷问，最后从赵一曼嘴里得到的只有两句话：“我迄今为止的行动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日本强盗来到这片土地。”以及“这次的出逃是我硬逼着他们干的。”

1936年8月2日，见无法从她嘴里撬出东西，赵一曼被日军押往珠河枪决，她在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这一年，她的儿子宁儿只有7岁。

1966年，李坤杰（左一）和陈红（中）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寻找李坤泰

故乡的桢楠树根扎得越来越深，枝干延伸着，而幺妹却音讯全无。

二姐李坤杰曾向陈红描述过她寻找妹妹的经历。幺妹李坤泰1926年离家，至1930年都断断续续有通信来往，但是在1930年之后就音讯全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坤杰一直在寻找、等待，“我就不相信这人出去就人间蒸发了。活着，她应该回来，死了，也要找到。”

1952年，李坤杰得到了那张妹妹抱着孩子的照片，并从妹妹好友郑琇石那里得知李坤泰结婚生子、化用“李一超”的名字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经历。于是，她在1953年5月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寻找妹妹，但周总理不知道“李一超”是谁。

李坤杰又拜托当时的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去北京开会时帮忙打听，江子能遇到了原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1954年，何成湘给李坤杰回信，照片经过当地老乡辨认，可以确定，李坤杰要找的妹妹就是“赵一曼”。

多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此时距离赵一曼牺牲已经18年，距离《赵一曼》电影上映也有4年了。在此之前，李家人或许看过这部描写中华民族抗日英雄的电影，却不知，电影的主人公正是他们苦苦找寻的妹妹。

当64岁的李坤杰看到那封回信的时候，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激动地落泪了，泪光里仿佛她那瘦弱的，然而精神饱满的妹妹，爽朗地对她笑了，一如当年告别时。

后来，李坤杰也找了画师将那张幺妹抱着宁儿的照片画了下来，钉在了墙上，陈红从小就看着。陈红知道，如果姨婆李坤杰不坚持的话，根本找不到奶奶。

看着幺妹的孙女陈红，李席儒也经常会心疼地说一句话，“我还不是希望她能过得好啊。”陈红知道，舅公是站在家族利益考虑，想要这一家子完完整整的。可是这不是李坤泰的选择，也不是那时千千万万个“赵一曼”的选择。

李坤杰找画师画的李坤泰与宁儿。受访者供图

李坤杰的寻找让陈掖贤知道了自己的生母是谁。小时候，家中的亲戚说过“陈掖贤不是养母亲生的”，但是养母告诉陈掖贤，他是自己亲儿子。几岁的娃娃心里总是在心中打一个问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陈达邦陪着陈掖贤一起来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陈掖贤看到了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他大哭一场，把遗书手抄了一份留作纪念。回到家后，陈掖贤拿着钢针一针一针在手臂上刻下“赵一曼”三个字，再蘸上蓝墨水。

因为想念妹妹，李坤杰从陈掖贤那把陈红要走，想自己来抚养孩子长大。于是一岁多陈红就从北京来到了奶奶的故乡，成为红土地的孩子。

十几岁时，陈红回到北京父亲家中，她帮父亲洗衣服，陈掖贤看到后也陪她过来一起洗。片刻之间，偶然露出手臂上刻着的“赵一曼”三个字。那是陈红第一次看到父亲身上的字。父亲把手臂往里收了收，低下头笑了一下，“妈妈在我心里就行了。”直到去世，那三个字还在他的手臂上留着。

那时候，陈红只能懵懵懂懂从“赵一曼”那三个字里理解父亲的爱与恨。

后来陈掖贤把自己抄写的遗书寄给女儿，陈红就把姨婆李坤杰找人画的那幅画和遗书叠起来装在一个信封里，自己走到哪就带到哪。

陈掖贤手抄的赵一曼遗书。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翻拍

他们没有忘记她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红陆陆续续去过几次东北。原尚志市烈士纪念馆馆长刘莉曾对陈红说，“陈姐，我感觉你每一次来东北都能看出来心情特别沉重。”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代表我爸、我姨婆全家来看她。我会告诉她，我和妹妹都挺好的，希望她能安息。”

2006年，黑龙江省尚志市在赵一曼的殉国地建了赵一曼墓。赵一曼的鲜血洒在这里了，没有尸骨，于是刘莉打电话给赵一曼在宜宾女中的同学郑奂如，得知赵一曼生前身高大概不到一米六，体重不超过九十斤，她让人按照1比1做了一个塑像，塑像穿上一身抗联的军装。陈红专门从故乡那棵桢楠树下带来一抔红土。

墓建成后，陈红第一次来祭拜，刘莉陪她去花店订花。陈红说想要纯黄色的菊花，不要白色的花。老板娘还奇怪是什么特殊日子，为什么要纯黄色的菊花。“尚志市有两个集中买菊花的日子，一个是清明节，另一个就是8月2日，赵一曼忌日。赵一曼的忌日尚志人都知道。”一同前去的刘莉解释道。

得知陈红是赵一曼的孙女后，老板娘说什么都不肯收钱，陈红执意要给，“我和花店老板娘说，陈姐上千公里赶到尚志，为的就是祭拜她奶奶，她的心情你得让她表达出来。这钱你不能不收。”刘莉记得，老板娘做了一捧很大很精致的花，只收了50元成本价。

打车去一曼中学的路上，刘莉记得，司机得知赵一曼的后人来到尚志市，“一个劲儿地说，赵一曼家里来人了，坐的是我的车！我得感谢你！”

2008年，尚志市在赵一曼的被捕地建立了赵一曼纪念园，纪念园就在当时的侯林乡，现在的一曼村附近。刘莉记得，纪念园剪彩那天，两边山坡上站满了人。“他们想到，赵一曼的后人是不是能来，所以都来围观。”有个人拽着刘莉的衣角，问“那是不是赵一曼的后人？”刘莉告诉他们“是的”。

“你能不能跟她商量一下，和我们合个影。”

刘莉说，那时候，有智能手机的人还不太多，即使照了相，也拿不到相片，但百姓们都想和她照，老百信没有忘记赵一曼。

赵一曼一家五代人，其中左二为陈红。受访者供图

一曼墓、一曼村、一曼中学、一曼纪念园，一次次“寻找赵一曼”，陈红觉得她和奶奶的距离越来越近。1983年，陈红也做了母亲，在和奶奶生下父亲差不多的年纪，她更加理解了作为母亲的赵一曼。

后来，陈红也做了奶奶，在外孙小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辈分怎么叫了，陈红就告诉他，“这是你老祖宗。”有一次陈红的同学来到家里，说“原来你这里也有赵一曼的塑像啊”。

小孙孙插了一句嘴，“她的原名叫李坤泰。”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