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八分体碑刻的隶书！那就是大神级别的人物了！

东汉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均为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家兼通谶纬之学，这些经学家大多世代为显宦，其弟子门生也往往出仕当官。从存世和著录的东汉墓碑碑文看，碑主几乎都是属于今文经学派。

《西狭颂》局部

如袁安学孟氏《易》，郑固学欧阳《尚书》，孔宙治严氏《春秋》，武荣治鲁《诗经》，祝睦修韩《诗》、严氏《春秋》。郭泰、杨震、杨著、刘熊、曹全、张表等皆通“纬学”。

东汉的字书,都已用今文编写，通小学、懂篆书只是少数古文经学家的专长，而隶书(八分)则是西汉中后期以来所通行的书体，所以东汉碑刻多以今文——隶书(八分)书写。《袁安碑》袁敞碑》以篆书书写，实是特例。

《袁安碑》

这一类隶书在东汉的一些官文书以及正规严肃的场合仍一直沿用。立于宗庙、山川墓的碑铭是为了崇祀神灵、敬怀圣贤,或纪功述德、垂示后昆，所以也都用这种隶书书刻。

西汉简牍中还常见有无波挑的隶书，较简率，其书写的速度应远远快于上一类隶书，便于日常使用。到东汉后期，无波挑的隶书就逐渐演变出行书和一种较行书工整的新型书体。

古人习惯于将通俗的新书体称之为隶书，于是将这种工整的新型书体也称之为隶书，它就是以后发展成为楷书的书体。而将有波挑的隶书，称之为“八分”。

“八分”之名称约起于魏晋之际。这和草书演变出今草后,将原来的草书称之为“章草”是一个道理。“八分”之得名原由，历来有数种说法，大抵可归结为三种：

第一种：是秦代王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用“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认为这一书体得名于字的尺度'。

第二种：是汉隶演变“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清代包世臣即主此说，并认为八字可以训背，言其字势左右分布相背。这是以笔势横向背分而得名。

第三种：为北宋叶廷珪《海录碎事·文学·书札》中所录的一说，即“八分，蔡文姬云：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

元代吾丘衍亦认为：“八分者，汉隶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隶字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明代王世贞附和之，以为汉《夏承碑》、吴《天发神谶碑》即是八分书”。

第三种：说假托蔡文姬言，其书体非指有波挑的典型汉隶，姑去之不论。第一说以大小而得名，汉尺合今23厘米，字方八分，约二厘米见方，若写于简牍，字嫌大，而比之今存诸汉碑，字又过小，以尺度命名书体，也无他例，故此说不足信。当今同意第二说者较多。

八分书在东汉是一种普遍用于碑刻的书体，所以又将其称作铭石书。由于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并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书体，故成了书法家有意去专攻而擅长的书体之一。

东汉后期，八分书、草书、鸟虫篆是书法家们潜心钻研练习的几种艺术书体。蔡邕就是古代公认的以八分书成就之最高者。汉末魏初的锺繇,擅长数种书体,而以铭石书最妙。

《天发神谶碑》局部

以汉代碑刻隶书作一比较，西汉的《杨量买山地记》《鲁孝王刻石》《麃孝禹刻石》《连云港界域刻石》，新莽时《莱子侯刻石》，东汉前期《二老讳字忌日记》《部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大吉买山地记》等刻石波挑少，而到东汉中后期，碑刻则普遍用八分书书刻。

自清代后期碑学盛行以来，一些研究汉碑的学者都认为东汉中期以前碑刻书法古朴，到相灵之际隶书方才成熟，代表之作是这一时期名碑巨刻上的八分书。

随着汉简和汉代其他带字器物不断大量出土，我们知道前人根据汉碑上书法的变化来描述汉代书法史的发展是有偏失的。

西汉中期出现横势带波挑的隶书后，至宣帝时期就已有定县八角廊汉简那样成熟的八分书了。

而不带波挑的隶书，自西汉中期以后一直是作为日常应用的主要书体而沿习。

西汉至东汉早期的一些隶书碑刻，并无强烈地表现书法艺术的意识，故石质粗砺,制作不讲究，石面不平整，也不打磨，刻工简率，书写都是用日用的“通俗隶书”，近二千年后看这些斑驳残泐的作品，自然会产生一种朴茂浑雄的感觉。

由于东汉标榜名节、提倡孝道的时尚，迷信神仙、追求奢靡的习俗，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的心理，以及书法家群体逐渐产生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碑刻在桓、灵时期大量产生。

因此，东汉中后期的著名碑刻几乎都是用八分书书刻。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已属非通俗隶书，用于碑刻，以示庄重。

这种将工整而非通俗的书体用以书写碑刻的现象，历代甚为普遍。所以汉代碑刻上的书法，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文字与书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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