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听评书或者隋唐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物，单雄信，在评书中他是山东九省绿林的总瓢把子，其实就是老大，在评书中塑造成了一个劫富济贫为民造反的形象。
而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匪则刚好相反，他们仗着自己手里有武器和弹药，专门干的就是欺压老百姓的事情，那么他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自孙中山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国几年的封建王朝终于走向了末路，人民期盼的美好生活似乎就在眼前。
奈何天不遂人愿，袁世凯其人横空出世，将革命的过程拦腰斩断，将革命的果实收入囊中，并且还做了一个八十几天的皇帝梦，可惜的是最终梦醒，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袁世凯死后，全国各地军阀并起，都说自己是老大谁也不服谁，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等人汹汹如过江之鲫，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他们是手握重兵的大军阀尚且如此，那么地方上有几条枪就敢纠集势力的人比比皆是，在这几位大佬死后，他们的手下一部分分崩离析回到家乡，也就成为了地方匪患的一个重要来源。
当过兵的人和普通的老百姓区别很大，他们往往胆子大，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是为了能轻松地生活，于是就成为了地方势力。
这些从基层迸发出来的小军阀和小头目们更是有样学样，都学着袁世凯称自己为大帅，遍地是大帅，也就成为了日后为祸一方的祸害。
军阀和地方势力的崛起，全国政治环境的混乱还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枪支的随意流通，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几支枪，一言不和就会造反。
我举几个例子，就是当时匪患形成的主要原因。
其一是张作霖，张作霖就是典型的土匪出身，还在清政府晚期做过武官，最后流落江湖纠集起一帮兄弟拜了把子，张作霖排行老三。
张作霖的发家过程中就是依靠一帮土匪，有的是一开始跟随自己的亲弟弟比如张作相，有的是同为土匪的竞争对手比如汤玉麟，总之就是收为己用。
张作霖的崛起在东北形成了一方势力，借着中国动乱军阀割据的大形势，张作霖轻松地就成为了一方霸主，从土匪蜕变为军阀。
第二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变化，如果说张作霖距离老百姓太远，那么我接下来提到的这个人物就是从老百姓中出现的。
陈忠实的文学作品《白鹿原》中有这样一个土匪，他起先是一个和尚，在交农闹县城的过程中和白嘉轩已经黑娃有过一面之缘，此后就消失不见。
最后灾荒之年白嘉轩斗胆像土匪借粮，才发现那个坐在虎头椅上的土匪头子竟然是当年的那个和尚，真是讽刺至极。
和尚说自己只是为了吃饱饭，混乱的年代连和尚都被逼得做起了土匪，政府只知道收税收税，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后来黑娃也随他上山当了土匪。
第三种就是单纯的坏，比如文学作品中的座山雕，座山雕是有原型的，在这里就不细说了，这种人就是要当土匪的，不用说什么官逼民反，他就是单纯的祸害老百姓。
这几种就是解放前土匪的主要来源，正是在这种作用下，全国各地土匪成群，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将这种情况持续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后的“救国军”
经历几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各省土匪的数量略有衰减，毕竟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对各地都实行高压政策，一些小军阀和地方势力就在战争中涅灭。
解放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率领残部败退台湾，他带走的只有自己的精锐部队和心腹人物，余下的基本都留在了大陆。
剩下的这部分人都是什么成色？国民党的残余特工、被打散的溃兵、没来得及逃走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各种原本依附于国民党的地方势力。
这部分人在老蒋败退后基本是三条路，第一就是直接向我党投降，我党政策宽大既往不咎，只要改恶从善都能成为新中国的公民。
第二类是隐姓埋名，改个身份从此再也不出现，就此销声匿迹。
第三类就比较疯狂了，他们声称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在台湾的遥控指挥下成立什么所谓的“反共救国军”、“救国义勇军”什么五花八门的牌子。
这些所谓的“反共救国”的军队一部分是溃散又被聚拢起来的特务之类的，另一种就是原本就盘踞在各地的土匪。
国民党随便授予个什么中校、上校，就能聚拢起一大帮地痞流氓之类的人物，再有几个小特务带队，形成一个小小的匪患窝点。
国民党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武器弹药，以供他们扰乱治安和制造混乱，这部分人其实才是建国后土匪为祸一方的重要力量。
经过我党建国后对全国各地的调查，发现匪患主要集中在几个区域内，首先就是大西南。
大西南地区被胡宗南经营多年，再加上原本就是地形特殊交通不便，胡宗南败退后留下了大批的武器和武装人员，最终他们都成为了盘踞在西南山地的土匪。
其二就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由于长期脱离中央控制，先后被日本和国民政府统治，解放东北的战役结束后没有来得及剿灭残余势力，造成了东北地区的匪患横行，比如座山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是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马家军被彭总率领的一野打败后也是聚拢了残余部队，但是西北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只有一个主要的组织，马家。
西北的马步芳等人彻底失败后，马家的部分残余人马继续为祸一方，只不过他们此时已经没有了严整的军队，因此将他们归结为土匪的一部分。
他们和陕西的榆林、关中地区的土匪互相勾结，在西北作恶多端，以为自己化整为零就能逃脱正义的制裁，后来发生的事完全证明他们想多了。
第四也就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片区域，河南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地形平坦耕地众多，所以在建国前这里最多的其实是地主，他们欺压老百姓其实比土匪更加厉害。
地主阶级在长久的发展中一般都会形成自己的家族势力，或者就是养着一帮人看家护院，我党解放中原地区之后，一部分自知作恶多端的地主就逃上了山，手里有枪有人，也就成为了盘踞各地的土匪势力。
明确了各地的匪患形势和现状，接下来就要投入到对匪患的治理中去，这个过程还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
新中国剿匪
盘踞在各省的土匪和正规军不一样，他们不讲道义、残忍嗜杀，对待底层老百姓毫不留情，而解放军对自己人的政策一向宽大，总想着土匪中可能也有官逼民反的好人。
当然这一点我不否认，确实会有很多快饿死的老百姓吃不饱饭被迫做了土匪，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党的剿匪政策其实也是分门别类的，并不是一味的消灭。
建国后基本没有打打仗，解放军的各部队都有了自己的驻扎地，他们一边协助当地农民恢复生产，一边进行剿匪等工作。
中央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采取划区而治的方法，多点同时出手，各省协同作战，同时由军队专门执行任务。
为什么不用组织起来的民兵呢？当然是因为土匪凶狠，有的还是战场上下来的，他们动起手来可是毫不留情。
剿匪工作开展之后，首先就是劝降，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大家和平友善的商量一下，你们也别占山为王了，老老实实回家，共产党是新政府，管你们有地种能吃饱饭。
这种政策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新中国的剿匪工作是从1949年正式开始的，但是解放区可是蓬勃发展，解放区的老百姓有地种有粮吃，否则也不会有淮海战役的独轮小车。
这些情况所有人都看得到，土匪们也不例外，因为除了一些非常顽固的极端分子，原本就为了混口饭吃的小喽啰们有的主动投降，有的悄悄的就返回了老家。
还有一部分人，还是以《白鹿原》为例，其中做土匪的黑娃在建国后积极配合改造，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和平地接受了改编，这也是一种出路。
在宽大处理这方面，解放军可以说是做得淋漓尽致了，剩余的顽固残余势力，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一打到底。
1949年至1953年的这段时间，军队对西北地区和陕西关中地区的土匪展开打击，采取军分区和地方武装配合的方式。
地方武装就是民兵这种，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知道从哪里入手，为部队提供战斗力，专门啃难打的硬骨头。
1953年9月，解放军在西北的剿匪工作基本结束，大的残余势力都被打掉，西北再不受匪患困扰。
同样也是1949年开始，冀东军区和察哈尔军区出手对华北地区的土匪展开打击，在两年内就肃清了华北地区近三万的土匪，其中还有几万是主动投降解放军的。
还是1949年，河南和广西地区的剿匪工作也同时开启，因为地域宽广和形势复杂，河南和广西地区的剿匪工作出动了将近十万的兵力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有多难
青史一行文字，北邙无数荒丘，短短几句话是不足以概括新中国在剿匪工作中作出的伟大贡献的。
各地的剿匪工作在1949年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这是一次全国的大动员，其难度不亚于开展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战役，多点出击同时出手而且这场战役持续了将近三年。
斗争形势较好的地区在1952年左右就结束工作，情况复杂的地区一直持续到了1953年下半年才结束，中央和老百姓为此又付出了多少。
我们的革命英雄杨子荣同志就是牺牲在剿匪战线上的英雄，据统计，在将近三年的剿匪作战中，有将近三万余的解放军战士沙场殒命，他们走过革命战争，最终倒在了剿匪的战线上。
从国际大形势来看，有一件事是不可忘却的，那就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样就发生在剿匪的这段时间内。
1951年左右的新中国，既要支撑志愿军战士的抗美援朝作战，同时要进行国内的经济恢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还要进行剿匪工作。
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土匪觉得时机成熟，一部分人在国民党的遥控下发动暴乱，引发社会动荡。
河南军区在此期间集中全军区的力量，调集21万人剿匪，经过3000余次战斗，剿灭土匪8000余人。
这可是全国范围内的三线作战，但是中央觉得，哪一项都不能少，哪一项都不能耽搁。
匪患祸害百姓多年，不好好解决是无法全心全意投入生产和生活的。
经过四年的剿匪，解放军一共歼灭土匪260万人，根治了困扰中国几十年的匪患。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战争，尽管没有巨大规模的战斗，但是展现了我党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决心，也展现了我党根除封建残余势力的决心。
经过此战，新中国营造了稳定安全的环境，老百姓可以安慰地进行生产，再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欺负。
值得高兴的是，随着近几年影视题材的扩展，新中国剿匪的这段历史被改编成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新中国的这段艰辛，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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